16位代表联名呼吁：大力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县域经济的本质是百姓经济，民生经济。这种本质告诉我们，由政府主导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必将改变，必须避免县域经济成为“县官经济”——

　　刘期武等16位代表联名呼吁

　　大力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华声在线-湖南日报北京3月8日电(记者 苏莉)当前，县域经济的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今天，刘期武、李友妹、李巧云、姜仕、王石齐等16位代表联名呼吁，要通过发展特色经济、主动融入上位区域经济，用好“生态红利”，加强执政理念，大力推进我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建议提出，当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处于重要的转型机遇期。我国在历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农村经济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城市经济时代后，已走到了以县域经济大发展为特点的中国经济第三阶段。但同时我国县域经济仍存在着规模不大、质量不高、实力不强、发展比较滞后等问题。大力推进我国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已成为必然的选择。

　　建议提出，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大力促进我国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

　　科学引导发展特色经济，错位发展县域主导产业。一方面，根据每个县市区的资源禀赋、历史人文、地理区位、产业传统特色，确定其主导产业。如凤凰县的旅游产业、宁乡县的花猪产业。另一方面，依据新技术新机遇打造县域的特色经济。如浏阳市的生物医药园，利用生物、医药方面的高科技技术，短短12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了国家级的医药园，2010年园区年工业总产值达171亿元，财政总收入5.2亿元。为此，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引导和鼓励各县市区积极发展自己的特色经济，而不是实行千孔一面的产业布局。

　　主动融入上位区域经济，强化县域协作发展。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突破封闭性，乐于倚势借势，善于“投怀送抱”，才能适应经济区域化趋势加剧的新环境、新背景，也才能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脱颖而出。如长沙县、浏阳市、望城县、宁乡县是湖南县域经济著名的“四小龙”，发展正是得益于主动融入省会长沙的发展。

　　用足用好发展“红利”， 实现“生态和谐型”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四大“红利”：资源廉价的“红利”、国企改革的“红利”、对外开放的“红利”和人口成本的“红利”。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除了要用好以上“红利”外，还要用好“生态红利”这一法宝。如湖南高达57%的森林覆盖率，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大“资本”。“生态和谐性”的经济发展方式，要成为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建议认为，县域经济的本质是百姓经济，是民生经济。这种本质告诉我们，由政府主导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必将改变，必须避免县域经济成为“县官经济”。在扩权强县的同时，必须加强执政理念的引导。如要让县级政府认识到，县域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GDP的增长，而是为了全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经济发展的主体，不是企业家和政府，而是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大动力。

　　《全国两会现场》

 

　　加快打通

　　“北煤南运”大通道

　　全国人大代表张建林：近10年特别是“十一五”以来，我国电煤供需矛盾比较突出，全国区域性、时段性、季节性缺电现象仍然较为严重，华中地区缺煤缺电状况最为突出。深层次审视华中地区季节性“电荒”现象，可归结为煤炭资源、铁路运能和市场需求等诸多要素的分布和配置不合理。目前，华中地区的煤炭几乎全部需要通过运力已经“过饱和”的京广、焦枝等铁路干线运输，通往华中的煤运干线，大多采取迂回运输方式才能将煤炭运往主销区，费时费力又费钱。

　　国家发改委近期批复了蒙西至华中铁路运煤通道项目建议书，标志着国家新的“北煤南运”大通道建设正式启动，这将有利于保障华中地区能源稳定供应，有利于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有效推进。为尽快打通这一煤运大通道，我们应当加强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创新，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鼓励多元投资、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

　　本报记者 刘文韬 整理

　　《全国两会探访》

　　民企“走出去”，别忘3件事

　　——傅军委员建言民企海外发展战略

　　本报记者 张斌

　　“中国的民营企业应大胆‘走出去’，尽早‘走出去’!”

　　3月7日上午9时，在全国政协委员住地北京万达铂尔曼酒店小组讨论会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的一席话，引起了在场委员们的关注。

　　新华联集团有15家海外公司，海外投资额超过3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在赞比亚收购了2个铜矿;去年日本核电站事故以后，我们又在秘鲁收购了8个铀矿。”傅军用本企业的经历说明一个观点：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是重要战略，也是正确的发展途径。

　　“民企走出去，说易行难啊!”一名委员插话。

　　傅军认真地回应：“是的，‘走出去’要慎重。”他细数了民企“走出去”进程中要注意的3件事——

　　第一件事，要找到清晰的战略目标。傅军认为，“走出去”寻找资源、市场、技术和品牌，都要有清晰的目标。国外有很多先进的东西值得民企学习，只有谦虚地向人家学习，正确选择合作方式，才能加快民企自身发展。

　　“我们最近在印尼投资了一个项目，因为缺印尼语的翻译而交流不便。”傅军认为，需注意的第二件事，就是要做好人才和资金准备。希望国家能给予“走出去”的中国民企更多支持。

　　第三件，要留意文化和习惯差异。傅军说，刚果(金)有一个中国企业控股的冶炼厂，有400多名当地员工，头一年员工流失了70%。后来，企业按当地习惯每周发一次工资，给每个员工每个月发一袋玉米粉，企业变得非常稳定。

 

　让农户“牛”起来

　　——肖自江代表呼吁加大肉牛品改扶持力度

　　本报记者 刘文韬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大对良种繁育、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支持力度。这对我们做好肉牛品种改良是莫大的鼓舞。”

　　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肖自江住地,这位来自基层的农民企业家代表拿着政府工作报告，激动地指着相关文字给记者看。这些文字下面，已被他用笔画了一道重重的红线。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扶持肉牛肉羊原良种场建设。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加大对良种繁育的支持力度。这对农民来说，是促进增收的好事情。”肖自江代表说，“我准备就进一步加大对南方省份肉牛品种改良的扶持力度写一份建议。”

　　作为一名养殖大户，肖自江对“良种繁育”的优势感触较深。他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笔账：肉牛业是农业的重要产业，每养1头500公斤的肉牛，养殖收入在8000至10000元，并能带动5000元相关产业的增值收入。发展良种肉牛，更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像湖南有名的湘中黑牛，它由本地肉牛与英国安格斯牛和日本和牛杂交而成，体大肉美，而且容易繁殖。农户如果从牛犊起开始喂养，大约一年时间，每头牛便可比喂养普通肉牛增收2000多元。如果全省都推广改良养殖这种肉牛，每年可增产牛肉17.13万吨，增值102.78亿元。

　　目前，我国北方省份普遍对肉牛肉羊等进行了品种改良，效益明显。但包括湖南在内的南方省份，却大多难以普及。通过广泛深入地调研，肖自江认为，当前制约品种改良的瓶颈主要有认识、资金以及技术力量等方面因素。

　　肖自江代表认为，推动肉牛肉羊品种改良工作，关键是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像北方许多省份，不仅对品改场用地减免土地费用，而且按头数对参与品改的养牛户进行补贴，这值得学习和借鉴。同时，加强技术队伍的培养，通过聘请外地配种专家到当地“传帮带”、派学员到配种站直接跟班学习等多种形式，培养一批熟练的品改人员，做好品改服务。 (本报北京3月8日电)

　　用“国标”重塑百姓的餐桌信心

　　——王填代表呼吁制订全国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

　　本报记者 陈亚静

　　“从‘瘦肉精’到‘地沟油’，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超市里的‘问题商品’上架、下架之间，挫伤的是老百姓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信心。”全国人大代表王填话语中难掩忧虑。

　　“但我认为始作俑者是食品安全标准的严重缺位。”王填分析说，政府相关部门在监管过程中面临着食品安全标准过低、过滥，甚至压根儿就没有标准的窘境——没有标准，则处罚无据可依;标准滞后，则监管无据可查;标准过滥，则出现“打架”，守法也无所适从。

　　王填曾针对食品安全标准做过大量的调研，渐渐摸出了一些“道道”。

 

　　“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有500多个，但仍不足以涵盖所有食品。仅以食品添加剂为例，全国2200多种添加剂中，有检验标准的只占不到40%。这也就意味着，有60%的添加剂无法检测。”王填掰着手指头对记者说，从另一侧面看，现有的标准又太多太杂，标准之间重复交叉，层次不清，给质量认定与管理带来难度。仅果蔬这一类行业标准，就分布在农业、林业、商检、商业、轻工、供销等6个主管部门。谁来管?按谁的标准管?“九龙治水”只能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谁都没管好。

　　此次赴京，王填带上了精心准备的一份《关于加强食品安全标准建设的建议》。他呼吁制订全国统一的食品安全“国标”，尽快废除原有的一些不合理、重复制订的国家或者行业标准，实现“国标”的统一性、惟一性、先进性、权威性。同时，他还建议成立一个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卫生、教育、公安、工商、农业等部门组成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以确保“国标”执行的顺畅。

　　“在建立、执行‘国标’的过程中，消费者不能缺位。”王填说，“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标准的优劣当然要由人民群众说了算。我希望能够通过网络投票、媒体监督等方式，让群众对每一项标准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择优采纳。标准实施后，更需要群众参与监督，不断完善和健全。” (本报北京3月8日电)

　　共享“医保阳光”

　　——谢子龙代表呼吁全面建立统筹城乡的医疗保障体制

　　本报记者 刘文韬

　　3月8日中午，记者在代表团住地大门“逮着”谢子龙代表。

　　“今天下午卫生部召开一个关于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座谈会，邀请我参加。”谢子龙郑重地说，“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事关群众健康，我得去。”

　　谢子龙对医疗保障问题一直关注，特别是为全面建立统筹城乡的医疗保障体制积极呼吁。

　　他认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在不同的阶段启动的，且以城乡户籍为定位标准。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两类群体的医疗保险待遇出现了人为的制度性差异。

　　“城乡居民看病就医的可选择性受到限制，制度上的不平等，导致在同一地区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城镇和农村户籍人员不能同等享有发展改革的成果，不能很好地体现社会保险的公平性。”谢子龙说，“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力资源在城乡间的流动加快，城乡医疗保险制度不贯通，信息不共享，管理不统一，造成农民工等流动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关系难以接续，待遇无法衔接。”

　　为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谢子龙曾多次进行专项调研。就在今年全国两会前夕，他在长沙专门组织了有人社、医保等部门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倾听大家的意见建议。会后，又到长沙县进行了实地调查。

　　长沙县的做法令他“眼睛一亮”：当地实行医保城乡统筹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缴费标准一致，个人缴费从原来的139至234元降低到了40至50元。同时，参保农民普遍反映，就医选择范围更广，纳入报销的医疗服务项目明显增加，实际报销额度大幅度提高，用药范围从原来新农合的不到1000种扩大到2000多种，农村居民享受的特殊病种门诊从原来的10多种增加到29种。

 

　　谢子龙告诉记者，据他了解，目前，全国已有天津、重庆、青海、宁夏和新疆建设兵团等5个省级区域，长沙、成都、杭州等40多个城市和14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基本医疗保障城乡统筹工作，效果不错。

　　“这些地方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他为此提出“三步走”的方略，“先整合管理资源，实现城乡一体化经办管理，然后统一行政管理体制，再实现制度融合，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全面实现医疗保险的城乡统筹，确保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目标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