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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家潘鹤:有人格自然就有艺术风格
发布时间:2017-04-11   来源:美术报  作者:梁志钦 韩帮文  编辑:华生

雕塑家潘鹤

  广州美术学院家属区有一栋特别宝贵的楼房,宝贵不是说楼有多奢华、多先进,反而是很破旧、很普通,但就是能让人肃然起敬,只是因为最高的一层楼上住着广州美院4位最顶端的老教授。

  潘鹤、郭绍纲、杨之光、陈金章,4位美术界响当当的人物就住在这层楼上。杨先生已经不在了,剩下3位都年过八秩,都伴随广州美院走过了半个多世纪,都是桃李满天下,都获得了广东省文艺界的最高奖——“终身成就奖”。他们是广美的传奇,也是整个文艺界的传奇。

  4位老先生中,年龄最大的潘鹤先生,已过90岁,仍鹤发童颜。他在年轻后生面前自我调侃是“90后”,甚至会说出一些好玩的段子;他到任一公共场合,都要穿着西装与衬衣。现在,老先生的腿脚不灵便了,外出要坐上轮椅,但仍要费一番舟车劳顿给人撑场。

  为此,老先生笑呵呵地自嘲说:“我自己的的确确成为了一个符号,雕塑家也成了‘表演艺术家’了。”现在,老先生外出奔波的时候越来越少了,但他奖掖后学的古道热肠,那种愤世嫉俗的老愤青精神,仍在口口相传。

  “艺术是苦闷的象征”

  美术报:艺术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您最喜欢哪个称呼?

  潘鹤:每样东西,我都随遇而安。没什么所谓。一个人不能选择太多,这样很容易患得患失。所以,不选择就随遇而安,逆来顺受也行,怎么样都行。太阳下山,明天照样从头来过,像过河一样,摸着石头过去就行,不需要计算这一步行多少分钟,下一步行多长时间。当然,大事就需要当机立断了。

  美术报:在您看来,大师可不可以培养?

  潘鹤:我觉得艺术跟科学不同,艺术是一种感性的事物,科学是理性的。如果完全是凭借理性去学习艺术,是很难有成就的。艺术是一种感觉,感觉是天生的,是天赋。所以,很多有成就的艺术家小时候都是穷困潦倒,都是饥寒交迫,痛苦不堪的。所以,我一直都说,艺术是苦闷的象征。很多伟大的文学家都是苦闷的象征。那时候知识都是从纸袋里面来的,以前没有旧报纸,没有塑料袋,只有在一些富人逃难走了之后,入屋偷东西的人把屋内剩下的一些书本拿出来,按重量来卖给商铺,而商铺则用其中的纸张来包东西,我的学问主要就来自这里,就不像现在读书,拿着本词典,听着大教授讲课,这种经历我从来都没有试过。

  美术报:艺术创作需要技巧吗?

  潘鹤:艺术创作有了感情,技巧才有用,等有话要讲,有感情去发泄,是动力,是电力,需要讲的时候,就需要借助技巧,无感情,只有技巧是没用的,先学手段再培养感情怎么可能呢?现在很多人就弄虚作假。艺术不同于科学,科学需要很细致的,艺术则是感情,需要感动人。如果连自己都没有感动,怎样去感动别人?现在很多都是功利主义,很多艺术家都不是为艺术来的,完全就为了钱。以前学艺术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现在就不是了,个个都以为做艺术家有很多收入,一幅画价格上亿。这样的目的去学艺术,怎么行呢?现在很多人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这当然“弊”啦。

  美术报:您对艺术市场的收藏火热现象如何看待?

  潘鹤:目前艺术收藏很火热,这是一种动力的表现。现在炒买书画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流,关键在于方向如何。

  创作,永无止境

  美术报:在众多创作的作品中,哪一些是您最满意的?

  潘鹤:幸运的是,社会都很信任我,通过各种途径找我做雕塑,我都登记下来。我考虑他们是不是真心实意找我的,他们委托的内容,是不是值得我做的题材。所以,这样下来,基本接下来的那些,都是自己感兴趣的,可以做的。我有个特点就是,解放前从不为“伪政府”做事,解放后从不为私人做事,除非有些人做慈善,为公益事业,或者有了钱有孝心,为父母做像这些。其他不感动我的话,我就不会接的了。

  我创作上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每一件都没做完就交卷了。这也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如果认为完美了,意味着才华到此为止。

  美术报:著名画家黄少强先生对您的影响有多大?

  潘鹤:我当时跟了他5个星期,他就去世了。不过他对我影响很大,他不是把艺术作为生存的手段,而是当作为人民服务的手段,哪怕倾家荡产都要全国游历,认识社会,认识生活,用自己的艺术描写人民的疾苦。所以,艺术是不需要考虑技巧的,主要是艺术家的人格,有人格自然有风格。在这方面,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说艺术很难为人谋生,只能为人民作出贡献,这些思想对我的影响都很大。

  美术报:您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城市雕塑文化的开创者。您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提出城市雕塑理念的?

  潘鹤:雕塑在全国范围内走向室外是我和刘开渠发起的,最初在广东,后来蔓延至全国各地。我很早就开始做城市雕塑,《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这篇文章是1979年发表在广州的报刊上,1981年《美术》杂志转登,当时文章一发表立刻引起中国雕塑界的重视。实际上,这是一篇总结性文章,它总结我过去多年做城市雕塑的实践与体会。“雕塑走向室外”这个观点是在我担任广美雕塑系主任时(1977年)提出的,在那个年代基本没有机会做大型的户外雕塑。我特别崇拜米开朗基罗,他做的雕塑在几百年前就在他的国家立足,我们国家那么强大,地方那么广阔,居然没有户外雕塑,太不合理了。

  美术报:最近几年,各地都加快了“城市雕塑”的建造节奏,很多城市的地标性广场、建筑物或公园内都树立了形式各样的雕塑。但与此同时,人们对这些雕塑并不买账,甚至大呼“雷人”。这种“奇观”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与批评。您如何看?

  潘鹤:这点我曾经和刘开渠谈过。当时北京有一条街的雕塑做得很差,刘开渠和我商量说要不要把街道两旁那些雕塑全部拆掉,我说,还是不要拆,拆掉打击不了不三不四的艺术家,只是打击了官员的信心,以后不敢再做雕塑。但是他们照样可以做雕塑,拆了北京的,他们可以去其他地方做(雕塑)。所以我对刘开渠说,我们提出城市雕塑,可能成为历史的功臣;但现在看来,劳民伤财、污染城市的雕塑泛滥成灾,我们反而成为历史的罪人。垃圾明显比精品多。

  美术报:您如何看城市雕塑的价值?

  潘鹤:城市里竖立起雕塑作品,本应该传达真善美,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与市民的文化修养。但事实上,大大小小的城市雕塑污染了整座城市。太不像话,太气人。乱七八糟,让人受不了。仅仅从这一点看,就足以说明艺术界的混乱。

  美术报:能否举例说明城市雕塑乱象彰显艺术界的混乱?

  潘鹤:真善美是艺术家最起码的价值底线,其中,真是首要原则。而我们看到,很多艺术家早已丧失了对“真”、对“真诚”的追求。有人既然想做城市雕塑,不管这个题材是否打动了自己,就通过各种见不得人的途径去争取这个项目。梁志钦 韩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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