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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叔阳:“我愿意驾一叶扁舟”
发布时间:2019-07-22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张帆  编辑:张超

  【述往】

  作者:张帆(美大学讲师);张志,(《小康》杂志社编委。)

  学人小传

  苏叔阳(1938—2019),当代著名剧作家、作家、文学家、诗人,笔名舒扬,河北保定人,1953年开始文艺创作,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北京中医学院(今北京中医药大学)等。1978年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国家一级编剧),1979年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等。他的作品曾获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文华奖、金鸡奖、人民文学奖、乌金奖等,2010年7月获得联合国艺术贡献特别奖。他创作的话剧《丹心谱》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一等奖,《左邻右舍》获全国话剧、戏曲、歌剧优秀剧本奖,个人获“中国百年优秀电影艺术家”和“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称号。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西班牙、日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等文,以及维吾尔、哈萨克、蒙古、西藏、朝鲜等国内少数民族文本。其中,《中国读本》以15种文字形式出版,在世界发行1200多万册,近作《西藏读本》也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发行。

  他是持续并跨界的写作者,他是严肃且深邃的思考者,他是低调而谦逊的讲述者。他的著述不算高产却获奖无数,他的剧作公演时一度万人空巷,他的散文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解说词出自他手,他创下发行1200多万册的成绩并有15种文字译本,我们甚至会在徐克导演的经典武侠电影《新龙门客栈》的编剧中,看到他的名字。但是,很多人仍然有些不熟悉他——苏叔阳。

苏叔阳:“我愿意驾一叶扁舟”

  早年历练

  写作,让苏叔阳收获了许多赞誉,他家的书橱里错落摆放着各种奖章,有联合国颁发的艺术贡献特别奖,中国的华表奖、文华奖、金鸡奖等。他曾说,荣誉并不是他写作的动力,本心才是。

  不久前得知苏先生重病,笔者拜访了他的夫人左元平。左老师回忆,苏叔阳曾总结自己,没出卖过朋友,没欺负过人,没走过后门,说的都是真心话。

  苏叔阳1938年生于河北保定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爱国进步商人,有文化,有正义感,曾任河北省工商联合会副主席,是河北省民主建国会领导人之一。父亲毕业于辅仁大学,后成为中国西北石油管理总局总工程师,第一支地球物理勘探大队副队长,并参与创建北京石油学院地球物理勘探系。母亲接受过学校教育,有着很强的独立自主精神。正是在这样的家庭中,苏叔阳自幼接受长辈的传统教育,修习书法,阅读古典文学。

  但1953年祖父去世后,家庭一度败落,是母亲一手支撑着整个家庭,为人洗衣服、缝扣眼、絮棉帽、梳猪毛,含辛茹苦。左元平回忆,幼时的经历对苏叔阳影响很大,但无论如何,母亲始终言传身教,给了苏叔阳兄弟姐妹许多正面的教导,除了穿着整洁,更要挺直脊梁,坚守内在的尊严。

  生活的苦难并没有磨灭苏叔阳心中的天真与浪漫。他形容自己这一代人对俄罗斯文学爱得发狂,读普希金、莱蒙托夫长大,青年时代向往白桦林、大草原、青春似火的少女、静静的顿河,憧憬着为了理想奋斗一生,“骨子里有一种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苏叔阳病重期间,每天往来医院让82岁的左元平很疲惫,对苏叔阳的照顾有些不及时,苏叔阳就问左元平:“难道你不爱我了吗?”

  和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苏叔阳的文学初恋是诗歌,他曾经回忆中学时期的少作——

  一块陨石,

  在地下暗泣,

  悲伤它失去的青春和活力,

  带着响彻天穹的呼啸,

  火红的它划过天际。

  而今只有冷漠的呼唤,

  得不到一丝回音。

  以及——

  我愿意驾一叶扁舟,

  到浮沉的天海遨游,

  或者携根枯藤的手杖,

  步行到那宇宙的尽头。

  苏叔阳心仪的另一种文类是戏剧,这一综合性文类恰能较好地平衡叙事与抒情,消化了相当一批时代青年的创作冲动。大学毕业前后,苏叔阳已写了数个剧本,并排演过其中一个。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苏叔阳未能躲过历史风潮,创作之路暂时中断。

  直到1972年,苏叔阳才重拾创作之笔,写儿童歌曲歌词,写诗,写剧本。1974年,因剧本《战马驰骋》,他被北京电影制片厂看中,借调至北影厂,并到各地体验生活。在此过程中,其成名作《丹心谱》也开始慢慢酝酿。

  早年的教学和创作经历,为苏叔阳后来的写作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苏叔阳:“我愿意驾一叶扁舟”

  佳作不断

  1978年,苏叔阳发表了话剧剧本《丹心谱》,剧本上演之后一炮而红,获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一等奖。这是他的成名之作。此剧的发表被誉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点”,“第一批突破禁区的剧作之一”。

  以如今的眼光来看,《丹心谱》当然是新时期之初文坛主旋律的体现,与同时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电影《李四光》一样,它一方面否定“文革”、揭批“四人帮”,一方面应和着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重塑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和社会地位,同时表达着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

  虽然,《丹心谱》剧本的叙述模式只能是两个阵营、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作者的个人风格在这样的时代共名的主题、题材和模式之下难以彰显,但剧本的演出依然大获成功,在当时的剧场与社会环境中,台上台下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具有着时代的特殊性,尤其是剧情在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中结束,更是极尽煽情之能事,据说甚至当时有观众哭至昏厥。这样的剧场效果仅仅通过阅读剧本显然是无法感受到的。

  有意思的是,《丹心谱》的最初构思还有一桩不太为人所知的“内情”。早在十年前采访苏叔阳时,他就对笔者回忆说,原本设计以屠呦呦团队发现的青蒿素作为剧情矛盾的载体,只是后来考虑到为了更能在政治上揭批“四人帮”,才改成治疗心血管病的03药物,因为心血管病被“四人帮”阵营指斥为“城市老爷病”,不准花力气研究,而周总理则大力支持对此病的研究。

  那时,没人知道屠呦呦后来会获得诺贝尔奖,而苏叔阳的客观陈述,笔者相信这是他的本心。此文后来发表在2010年第1期《延安文学》“汉语人物”栏目之上。

  有了《丹心谱》的成功,苏叔阳正式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在此之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不断有佳作问世,而且不局限在一个领域。

  话剧方面,苏叔阳陆续发表了《金水桥畔》(1979)、《左邻右舍》(1980)、《家庭大事》(1982)、《灵魂的审判》(1984)、《太平湖》(1986)、《萨尔茨堡的雨伞》(1988)、《飞蛾》(1993)、《月光》(2000)等。《左邻右舍》被认为是苏叔阳的风格成熟之作,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剧本奖。

  作为北影厂编剧,苏叔阳也写了不少电影电视剧本,比如《春雨潇潇》(1979)、《盛开的月季花》(1979)、《丹心谱》(1980)、《夕照街》(1983)、《一叶小舟》(1983)、《故土》(1984)、《我的爸爸我的妈妈》(1985)、《假脸》(1986)、《苏禄国王与中国皇帝》(1987)、《开采太阳》(1992)、《新龙门客栈》(1992)、《未完成的交响乐》(1995)、《周恩来——伟大的朋友》(1997)、《李知凡太太》(1999)、《国歌》(1999)等。《夕照街》则是他公认的代表作。

  而在小说方面,苏叔阳1979年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刚刚的眼睛》,其后的中短篇主要结集为《婚礼集》(1984)、《假面舞会》(1987)、《老舍之死》(1992)等小说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驾驭不同风格的功力。

  限于篇幅,我们就简单谈谈其中两篇,一是1981年发表的《泰山进香记》,二是获得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生死之间》。

  《泰山进香记》于1983年以其艺术上的创新,被李陀、冯骥才选入《当代短篇小说43篇》。从题材上说,这篇乡土味浓厚的小说可以归入广义的改革小说范畴,讲述了一位农村老妇无视作为支书的长孙的劝阻,克服高龄和险途,勇攀泰山向神明还愿的喜剧故事,语言诙谐幽默,略带温和的暗讽,却并不流于刻薄。

  《泰山进香记》以农村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物质增长和精神愉悦为背景,叙述农民将国家政策与神明护佑混为一谈的态度,但并未特别明确地作出褒贬,一方面似乎致敬了鲁迅早年文言论文中对底层民众“朴素白心”的辩护,一方面又内含了左翼文学的反封建主题,体现了一种对底层生活、世俗人心的包容情怀。

  《生死之间》则涉及了城市中的一种特殊职业,讲述一名火葬场火化工人与一名妇产科助产士之间的爱情故事,一者送走死者,一者迎来生者,构思相当精巧,在题材上与香港作家西西的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1983)遥相呼应。当然,这部小说具有改革上升期典型的正能量,与西西充满颓废气息的香港故事截然不同。

  除短篇小说之外,苏叔阳还于1984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故土》,当年即获得首届人民文学奖。

  在诗歌创作上,苏叔阳出版过诗集《关于爱》(1984)、《等待》(2000)、长诗《世纪之歌》(1997)等。另外,他还广泛涉猎歌词、曲艺、散文随笔、评论等多种文类,以及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的传记文学《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1982)。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苏叔阳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

苏叔阳:“我愿意驾一叶扁舟”
苏叔阳:“我愿意驾一叶扁舟”

  传承京味

  在苏叔阳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众多作品之中,有两篇比较特别,一是小说《老舍之死》(1986),一是剧本《太平湖》(1986),都是他对前辈大师老舍先生的致敬之作。

  《老舍之死》想象老舍自杀之前的所思所为,让死者的灵魂直接出场进行长篇独白,以写实手法处理超现象情节,用心营造“现场效果”和“真实感”。当时,致敬“文革”中罹难的前辈作家,并不限于苏叔阳,比如汪曾祺的《八月骄阳》同样致敬老舍,陈村的《死》写的是傅雷,叙述手法各不相同。

  但像苏叔阳这样一再致敬的却似乎不多。在《太平湖》中,他一改话剧分幕的一般做法,借用宋词的结构分为上下两阕,上阕写投湖之前的老舍,下阕则写老舍死后与他笔下的人物探讨“文革”灾难。这个剧本苏叔阳写得极苦,四易其稿才基本满意。

  这样频繁的致敬,自然体现出老舍先生在苏叔阳心中的地位。实际上,不仅是苏叔阳,老舍可以说潜在地影响了新时期整整一批的北京作家,比如陈建功、邓友梅、汪曾祺、刘心武、冯骥才、冯苓植等,以至于有论者称其时甚至形成了一股“老舍风”。

  苏叔阳无疑是“把老舍的血液输入新时期文学的最力者之一”。他自述要“唱一曲京韵大鼓”,通俗质朴,简约凝练,风趣幽默,接近老舍的“俗白”“清浅”“结实有力”的语言风格。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使用北京的方言口语,比如“少不?我可得有哇”“得了,您呐”“闹了归齐”“兴许是”“这么着”“没承想”“指不定”“别介”“淡不丝拉”“大模四样”等等词汇,生动热闹。

  在《左邻右舍》《夕照街》等剧本中,苏叔阳借鉴了老舍《茶馆》的谋篇技巧,以一个固定空间为核心,贯串起来来往往的不同人物。除了苏叔阳,同样还有一批剧作家致敬老舍,形成了“京味现实主义”的创作自觉,从老舍的《龙须沟》《茶馆》,苏叔阳的《左邻右舍》《夕照街》,到李龙云的《小井胡同》(1981)、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1988),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其共同的特点,即是突出了空间性,并具有一种“民族志”的品质。

  文学地理是创作与评论界的一个有趣话题,尤其是小说与戏剧,需要接地气,因此地方性因素——文化的地方性、语言的地方性——便成为作家们书写的重要资源,以文字为材料,营造虚构与想象的文学原乡、文学之城。我们不难细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从20世纪20年代在鲁迅影响下的乡土作家群,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都市为背景的新感觉派、流亡关内追忆沦陷故土的东北作家群,到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作家群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及至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均体现了地方性因素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

  而老舍的存在,可说是文学界一人一城的最佳范例。他语言上的造诣,叙述上的功夫,成为后生晚辈学习之楷模,同时自然也要引发影响的焦虑。

  致敬即招魂。逝者已矣,而文字长存,流风余绪,脉脉不绝。苏叔阳为人谦逊低调,他致敬前辈,却无超越之野心,便无过多焦虑。只是兢兢业业,作为时间之流中的一木一石,为北京这座文学之城添砖加瓦,略尽绵薄。

  人民文艺

  地方性固然是苏叔阳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因素,却绝不是唯一因素。他曾认为自己“在文学上缺乏自信”,“唯一有点儿底气的原则只有两条:第一,便是写人,写活人,活写人;第二,写我们民族的生活和心灵”。但这一貌似低调的姿态实际上有一种以退为进的智慧,触及了文艺的根本,也让我们看到老一辈文学家身上的宝贵品质。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所谓“八五新潮”之说,指的是1985年出现了一批青年新锐作者,他们一反现实主义传统,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声称文学创作的重心应从“写什么”转向“怎么写”,以形式创新之名,推出了一批惊世骇俗之作,形成了当代小说的“叙述自觉”。而这一新潮,并不局限于小说领域,在诗歌、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建筑等几乎所有艺术领域,皆有所响应。

  在文学史的意义上,“八五新潮”对当代文学与艺术的发展功不可没,在小说方面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当代小说叙述语言的高峰。进一步讲,它从理论、创作、编辑出版、评论、评奖、文学教育等各方面,形塑了全新的文学观念乃至文学体制,即所谓“纯文学”。

  但是,随着“纯文学”的体制化,自身问题也突显出来:对形式和技巧的片面要求,对自我和内心的过度耽溺,现实介入能力的丧失,等等。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界开始反思“纯文学”,代表人物是当年推动形式创新和纯文学最有力的评论家李陀。创作界也开始有所回应,比如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底层文学。在此背景下,现实主义的呼声再度兴起,更有新世纪以后对“人民文艺”的再度召唤。

  此时,便突显出20世纪80年代苏叔阳这批现实主义作家的意义了,他们与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锐作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身上仍背负着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伟大遗产,文艺为谁服务,永远是文艺工作者的灵魂之问,文艺的根本、文艺的初心,也由此而来。

  正如苏叔阳所私淑的老舍的最重要身份——“人民艺术家”,我相信这也是他心目中文艺工作者的最高标准,有了这个初心,纵然文学时尚日新月异,仍能江流石不转,以不变应万变。

  中国故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叔阳在文学创作上的声势,似乎不如此前引人注目了,除了时代变迁需要创作上的调整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身体状况。

  1994年,苏叔阳被查出肾癌,2001年又查出肺癌。每次去苏家交流,看他神清气爽,一脸乐观,笔者脑子里都会想先生真得过癌症吗?他真诚分享过自己的心路历程:和许多患上癌症的病人一样,最初他不愿接受现实,脑袋里总想——为什么患癌的人是我?他偷跑出医院,去公园喝酒,一边喝一边开导自己,五十六也是走,十六也是走,二十六也是走,赶到这儿了有什么办法?想通之后,他配合医生的手术,1994年5月,切除了右肾。

  术后的恢复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日子每天陷入重复,吃药、锻炼,再吃药、再锻炼,苏叔阳不断自我鼓励,把心渐渐放宽,“心宽一寸,病退一尺”,他学会了把病当朋友看,每次去医院,不说去看病,而说“看老朋友去咯”。他总结自己的心得——“良好心态可去癌,乐观情绪能去病,戒烟限酒少烦恼,心胸开阔得宁静”。

  陷入身体和情绪上的低谷是人之常情,但苏叔阳总是以乐观、坚强的个性挺了过来,继续笔耕不辍,患病后的他仍然写出了200多万字的文章,并给自己开出了一条新路。

  苏叔阳曾说:“创作的路是我自己选定的,不管我多么衰弱,只要生命的烛火还在燃烧,我就会走,哪怕是爬行,也要在这路上挣扎。”写作时,他总提醒自己,“作家是精神界的医生,要医治人的心病”。

  苏叔阳早年的教学研究经历,使他一直具有一种学者气质。这些思考沉潜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下,此时终于厚积薄发。

  事情的契机是1993年。少年儿童出版社邀请苏叔阳为青少年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其实这样的普及读物并不容易写,非大家手笔不能做到深入浅出、生动活泼。

  接下任务后,苏叔阳推掉了两个电影剧本,全心投入写作,三易其稿,甚至动手术之前几个小时还在审校原稿。书出版后,他曾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具有悲壮色彩的创作”。

  苏叔阳的苦心没有白费,这本题为《我们的母亲叫中国》(1994)的书,以思想家、史学家的眼光,以文学家的笔法写成,激情洋溢,文采飞扬,得到广泛认可,因此获得第4届“五个一”工程奖、第9届儿童文学奖、第12届中国图书奖,并入选“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

  有了这个基础,数年后由中宣部委托苏叔阳创作《中国读本》(1998)也就顺理成章了。此书以12万字的篇幅叙述了中国五千年历史,扼要介绍了中国的自然概貌、民族繁衍、文化形成、发明创造、科技典藏、哲学思想、经济影响、艺术成就、生活习俗等内容,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辉煌成就,以小见大,是举重若轻的大手笔。但是,《中国读本》的成功并非一马平川,出版之后曾受到好几年“冷遇”,直到2004年后才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图书“走出去”最为成功的一本,累计发行量高达1200多万册,被翻译成15种文字。

  苏叔阳2008年创作的《西藏读本》则是生逢其时,这部作品无疑也是化解西方对西藏的歪曲和误解的重要作品。2013年,他又主编了《中国美德读本》。

  有人说,苏叔阳的读本系列已经形成一种“苏式读本体”,但实际上,这一读本系列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故事的一种讲述方式,在中国的硬实力逐步上升之后,文化软实力更是作为国力昌盛的重要指标。

  在本文的短短的回顾过程中,我们时时能感受到苏叔阳先生的一颗丹心,为人民、为民族、为国家,谱写春秋。就在本文行将完稿之际,我们惊闻先生仙去的噩耗,海天无言,青山默默,唯愿苏老一路走好。

  写作此文,依稀记得左元平老师说,苏叔阳就是胆小、天真。

  左老师说,苏叔阳曾评价自己,多年过去,“还是涉世不深的少年郎”。

  苏先生,在大家心中,你的离去,只是驾着一叶扁舟,“到浮沉的天海遨游”。一路平安!盼您归来。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22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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