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女很丑。脸黑、眼小、唇厚。

　　丑女在家为大，下面弟妹四个。父亲老实巴交，是井下工。七岁死娘的丑女，挑起全家的重担。

　　十八岁那年，井下塌方，丑女她爹被压在里面，刚刚高中毕业的的丑女顶职进了冶炼厂。

　　丑女做事下得死，与男人一样做三班，挖烧结块、拖烟灰从不叫苦叫累。

　　丑女寡言，也从不与工友打情骂俏。工余只捧一本书，默默地读。

　　很快地，“工人报”上发了丑女的文章，渐渐地，这名字多了起来，响了起来。

　　一次招聘考试，丑女被相中，进了厂机关做了干部。

　　丑女在行政办做秘书。每天总是提前半小时上班，然后扫地、抹桌、打水，连办公室主任的茶都提前泡好了。下班当然也是最后一个走，整理好当天的文件、报刊和杂志，确信再没什么事可做，才离开。

　　办公室主任很有才干，四十出头的样子，高大英俊的那种，表情总是很严肃，虽是面对面坐着，丑女却不敢正视他，只是屏息地做事，没有思想。主任的光芒太过强烈，把个可怜的丑女烤融在里面。

　　主任的老婆在乡下教书，一双儿女都跟着妈妈。所以，他也是早来晚走，办公桌侧边放一只搪瓷碗，中午在食堂吃饭。有时要赶写职代会材料，就喊丑女帮他打饭，丑女就帮他打饭，日子久了，丑女不用他喊就帮他打饭，后来干脆从家里煮了饭菜给他送来。晚上的时候，主任赶写材料，她誊写。

　　转眼，丑女二十八岁了，还没找男朋友。别人都说：丑女太丑了，没有哪个男人要她。弟妹都一个个成家立业，丑女时常待在办公室里，捧一本书，落寞地读，间或抬起头来，望着窗外那片固有的天空，想着自己的心事。这时候，主任的面部会出现少有的温和的表情，从喉咙里边发出一种关切的声音，“怎么啦?”丑女便一惊，慌乱地摇头，道：“没什么。”

　　那天为了厂里的废水污染农田一事，造成工农纠纷。一群气势汹汹的农民闯进厂办公室，还打伤了保卫科科长。为了翌日的分析会，主任和丑女连夜准备资料。十一点了，老天突然下起了雨，狂风暴雨夹雷声，把个主任和丑女关在了办公楼。停电了，黑暗中主任摸索着过来，声音颤巍巍的问：“怕吗?”丑女不吱声，她怕，怕得恐怕不是黑暗和雷声。一双大手开始抚摸她的头、背、胸脯，厚厚的嘴唇也让一张喘着粗气的唇盖住了。丑女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失了贞洁。

　　以后的日子，丑女的眼睛里注入了一种叫做光的东西。即使是许多年后，回忆起那个弥漫着淡淡烟草味的初吻以及颇似小说童话中的爱情的味道，都会让她激动不已。在丑女神采飞扬的同时，主任却愈发沉默、肃然。

　　这样的夜晚还拥有过很多次，直到有一天，丑女发觉有一颗生命的种子在自己的身体中发芽了。她想告诉办公室主任，但办公室主任很忙，一直在外面活动，办公室的事基本上交给了丑女。不久，主任调到邻厂当了厂长，他的妻子农转非，并安插到子弟学校当了老师，一双儿女自然也就读于其母亲所在的子弟学校了。

　　丑女给主任打电话，主任说：“我很忙、很忙……”。

　　丑女病了，躺在白色的病床上，透过蓝漆剥落的窗子，看着树上的叶子一片、一片掉下来。她想起曾读过的一篇名著叫《最后一片叶子》，她也想着当最后一片叶子凋零的时候她就要死了。她希望他会来，他会象那个画家在她的病床前，窗外的老树上，画上一片永不凋落的叶子，拯救她即将消逝的年轻的生命。第二天早晨，她醒来，枝条上那最后一片叶子已然飘落了。他果然没有来，而丑女也没有死。这也就是童话与现实的区别吧，丑女想。

　　丑女到乡下外婆家母亲的坟头大哭一场，并请乡下郎中开了一帖药，将腹中胎儿打了下来。

　　三十岁的丑女终于嫁人了。她嫁给了三十五岁的井下风钻工，人们说：要不是丑女太丑，绝不会找那个憨货男人，唉!

　　丑女做了母亲，丑女当了办公室主任。丑女也要整日写会议纪要、年终总结和职代会材料。丑女的秘书还没配好。丑女常常工作至深夜。有时候，天下雨，丑女丈夫抱着儿子，穿着套鞋，打一把伞来接她，但他从不上楼，只在楼下默默地站着，望着丑女办公室窗子发出的明亮的灯火。

　　也有人看见丑女三口之家到市里动物园看猴子，孩子笑、风钻工笑，丑女也笑。

　　这日子维持了不久。儿子七岁那年，井下塌方了，丑女的丈夫被压在里头。当丑女赶到矿上时，只看见蒙着白被单的风钻工，血肉模糊的风钻工，永远不再醒来的风钻工。丑女抱着风钻工留下的工具箱，昏死过去。

　　丑女一直没有哭过。

　　丑女老了，鬓发白了。一次领导班子改选，丑女被派到厂图书馆管图书。

　　夜深人静的时候，丑女打开丈夫唯一的遗产——工具箱，找到了一个剪贴本，完整地收藏了丑女从十八岁到三十八岁二十年间“工人报”上所有的铅字作品，连豆腐干状的短消息都没落下。泪水象决堤的洪水奔涌。

　　若干年后，丑女的儿子考入了清华大学。又过了几年的一个黄昏，一辆白色的桑塔纳小车开到山沟沟接走了丑女。

　　从此就没有了丑女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