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通观魏源的全部诗作（共约1750首），从整体而言，“古质如谣，明畅如策，栉比如赋”，“别为一格”（罗汝怀《古微堂诗集序》）。且“雄浑似杜陵，奥衍似昌黎，傲兀似山谷，奇险似东坡，集古贤之长而自成一家”（语出《湘雅摭残》49页），可谓的评。何绍基称其“如雷电倏忽，金石争鸣，包孕明感，挥洒万有。”郭嵩焘论魏诗，也曾说：“人知其以经济名世，不知其能诗。而先生之诗顾最夥。……盖先生之心，平视唐宋以来作者，负才以与之角，将以极古今文字之变，自发其嵚崎历落之气；每有所作，奇古峭厉，倏忽变化，不可端倪。又深入佛理，清转华妙，超悟尘表。而其脉络之输委，文词之映合，一出于温纯质实，无有幽深捍格使人疑眩者。”（见《古微堂诗集序》）。这种评价，也是比较全面而公允的。王湘绮则曰：“诗法既穷，无可生新，……不失古格而出意新，其魏（源）邓（辅纶）乎？两君并出邵阳，殆地灵也。”又曰：“零陵作者，三百年来，前有船山，后有魏、邓，鄙人资之。”（见《中国历代文论选：诗法一首示黄生》）。湘绮平生自视极高，目无馀子，而于魏源，独相推许。张维屏著《清代诗人艺谈录》，评介魏源云：“默深学问渊博，才气纵横，其性情兀傲，几若目中无人。……其诗文发扬纵肆，字向纸上皆轩昂，一代之奇才也。”张与魏同时人（1780-1859），交往甚深，读《艺谈录》，可见此公乃真知魏者。
由此观之，魏氏诗作，大醇小疵，瑕不掩瑜，先辈王啸苏教授（湖南文史馆馆员）有云：“魏氏才大，不屑细求。”此言得之。下面试就研究魏诗的几种意见，作一剖析。
意见之一：认为“魏诗用典过多，艰深晦塞”
诗文中运用典故，使意思含蓄婉转，包含更丰富的内容，引起读者更广泛的联想。所以自古以来，援古事以证今，取旧词以譬义，无代无之。胡适说：“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工者，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他甚至说：“引史事与今议论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引古人作比，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以此衡量魏氏之诗，如《寰海十章》，久已脍炙人口，传诵不衰。其四云：“谁奏中宵秘密章，不成荣虢不汪黄。已闻狐鼠神丛托，那望鲸鲵澥渤攘。功罪三朝云变幻，战和两议镬冰汤。安邦自是诸刘事，绛灌何能赞塞防。”这一组诗，自注作于道光二十年，但从内容看，当作于道光二十一年，那时，作者在两江总督裕廉的幕府中，参与了浙东抗英战役，对鸦片战争时期内外情况有较多的了解。诗中“荣”指荣夷公，典出《国语·周语》，“虢”指虢石父，典出《史记·周本纪》，都是佞巧好利的奸臣。汪指汪伯彦，黄指黄潜善，二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典出《宋史》。“鲸鲵”，语出《左传》。“澥渤”、澥通海，即渤海，语出司马相如《子虚赋》。又“诸刘”喻指满洲贵族，“绛灌”喻指林则徐等人，读过《史》、《汉》的人，都知道它们的出处。此诗用典，十分贴切。对当时清廷政策变化无常，以及只信任权佞，不信任林则徐等爱国大臣的作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寰海十章》其五云：“揖寇原期寝寇氛，力翻边案撤边军。但师卖塞牛僧儒，新换登坛马服君。化雪尽悲猿鹤骨，檄潮但草鳄鱼文。若非鲍老当场日，肯信巾贻仲达裙。”其中牛僧孺故事，见《唐书、牛僧孺传》，说琦善对敌人采取投降政策，象牛僧儒一样。马服君故事，见《史记·廉蔺列传》，说琦善到广州，取代林则徐，象赵括取代廉颇一样，“悉更约束，易置军吏”，变更了林则徐等人的抗敌措施，结果导致敌人步步进逼。“猿鹤”，典出《抱朴子》、“鳄鱼文”出《新唐书·韩愈传》，“鲍老当场”引自杨大年《傀儡诗》（见《后山诗话》，“巾贻仲达”，引自《晋书，宣帝纪》，诸葛亮赠遗司马懿巾帼妇人之服饰的故事。此诗通过用典，揭露并严厉地斥责了琦善等人腐朽无能、哄骗人民、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种种罪行，使事如系风投影，精妙明密。拿以提倡白话文著称的胡适的尺子来衡量，较之他所称引的杜诗名句，又不为用典。盖其“才力有馀，多超迈警卓之语”（李慈铭《越缦堂诗话》），借古喻今，天然浑厚，如是而已，岂有他哉！
看来，读者谈诗，也有一个文化素质的问题，不谙格律，便说“镣铐”可憎，读书太少，却怪文词深奥。昔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士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鉏猊，乃戕赵卿”，胡适说：“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又王国维咏史诗，有“狼虎在堂室，徙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胡适不以为“用典冷僻”，“晦涩艰深”，却评曰：“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以上所引胡适的观点，都来自一九一七年一月他所写的名篇《文学改良刍议》，要知道，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再说，郭嵩焘生于清末，为魏源作序，尚以为魏诗“温纯质实，无有幽深捍格，使人疑眩者。”何以降至建国后之二十世纪，反以这种稍涉典故的文字，为“冷僻”，为“晦涩”为“艰深”，岂非数典而忘其祖？言之痛心。抑有进者，魏源生在“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清代，为文用点曲笔，指桑骂槐，借古讽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杨钧有言：“人生于世，有顺有逆，有吉有凶。若忤于时，又足致祸，不得不借物以明志，言远以喻近，非徒吟咏以骋才思也。”（见《草堂之灵》207页）。魏源毕生坎坷，当年写诗的心态，大概也是如此。
意见之二：认为“魏诗诗咏山水，缺乏内容”
魏源写诗，将山水诗与感时感事诗，等量齐观，旨在借物言志，以近喻远。其《与陈起书书》云：“诗以言志，取达性情为上。……集中咏怀诗多（指陈之诗集），山水诗少；离别诗多，关系诗少；蜀山之高，沧海之阔，以至桂林阳朔奇秀甲天下，一叶扁舟，溯洄其间，何患清妙之气不勃勃腕下？又如乡俗之淳漓，年荒钱荒之得失，近来兵事之琐尾，作歌志衷，以备采风，何患律诗不与杜陵媲美？昔人‘时非天宝，位非拾遗’之诮，谓泛论朝政，出位言高；非谓家乡切虑，民风谣俗，亦在所禁，试问国风采自何人耶？（见《魏源师友录》43页）。”
魏源山水诗，有几个特点：一是博采前人描山画水的艺术经验，把古代山水诗选境写意与状景图貌结合起来，发挥到了极致。徐世昌认为魏氏“雕镌造化，缒险凿幽之笔，能使山无遁形，水无匿响”《晚晴簃诗汇》卷一四七）。例如他写普陀观潮、鱼塘观潮、金焦观潮，便各具特色。又如《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描绘雨瀑壮观、月瀑妙境和冰瀑奇姿，信笔写来，惟意所之，写尽了石梁瀑布在不同天象与季节中的变相。二是结合政务活动，考察山脉河流的历史与现状，以其研究所得，渗透到艺术构思和具体描写中，从宏观上概括出各地山川的自然地貌特征。如上述《天台观瀑歌》，起笔便写：“雁湫之瀑烟苍苍，中条之瀑雷硠硠，匡庐之瀑浩浩如河江，惟有天台之瀑不奇在瀑在石梁，如人侧卧一肱张。”他的诗笔，成功地捕捉到了各地瀑布迥然不同的感受。他又善于总结，整理观察心得，如写山，他说：“恒山如行，岱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惟有南岳独如飞，朱鸟展翅如云大”（《衡岳吟》）。又说：“海山微茫而隐约，江山屹立而秀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苍茫而磊落”。如写水，《三湘棹歌》之自序云：“水经注不言潇水，而柳宗元别指一水为潇湘，遂以蒸湘为潇湘。而三湘仅存其二矣：予生长三湘，溯洄云水，爰为棹歌三章，以正其失、且寄湖山乡国之思。”其后三题一咏资湘（旁注：即潇湘）；二咏蒸湘；三咏沅湘。（原诗均从略）。这样，便纠正了前人之失，为三湘正了名。三是继承了杜甫、陆游的传统，以山水名胜古迹为题，既穷形尽相地描写景物，又淋漓酣畅地铺叙时事，使山水诗带有史诗的性质。例如《普陀观潮行》，便借潮音洞僧之口，话沧桑之浩劫：“……僧言普陀虽岛寺，荷夷英夷两窥伺，台湾舟山割据还，归帆辄舣普陀次。炮艘倏若飓潮至，不干老僧坐禅事。荷兰夷寇当国初，敕空岛寺迁僧徒。沿海徙界三十里，更无渔艇与樵苏。海水自当广长舌，供养独有群龙趋。岛民徙尽寇影绝，十载海禁空天吴。舟山地讵台湾比，弹丸亦若普陀尔。与其瓯脱骚中原，盍弃珠崖界儋耳，清野坚壁令风雷，岛寇负隅堪馁死。……”所言当年列强“窥饲”与“割据”情事，皆实录也。又如《秦淮灯船引》描写的是秦淮河风光，指斥的却是鸦片战争时，清廷丧权辱国，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当年“炮雷江口震天来”，“圌山已失京口破”，面对燕子矶头的“猰貐”朱雀船外的“鲸鳄”，那些清朝的达官权贵，他们害怕“七万里外”伸来的“红毛”。“惊得灯船如雨散”，“游船变作逃船贵”，纷纷如鸟兽散。然后是割地赔款，屈膝求和，“百万金缯万虏欢”“倾得蛟宫宝藏完，保障半壁东南土”；然后是不知亡国恨，犹唱后庭花，依然歌舞升平。“但看封豕离大江，依然画鹢出横塘。玉树重开花月夜，羯鼓宁惊霓羽裳？鲸波化作桃花浪，兵气销为明月光，阿芙蓉风十里香，销金锅里黄梁场。”依然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作者笔酣墨饱，借秦淮河一角，痛快淋漓地反映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四是魏氏山水诗表现领域空前扩大，将外界的新事物、新思想引进篇什。如《香港岛观海市歌》，序言云：“香港岛在广东香山县南、绿水洋中，诸屿环峙，藏风宜泊，故英夷雄踞之。”《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可算即事抒怀，起首几句描写山水：“天风吹我大西洋，谁知西洋即在澳门之岛南海旁。怪石磊磊木千章，园与海涛隔一墙。”这两首诗将香港、澳门、大西洋介绍给闭关锁国的大陆读者，眼界为之一开。被梁启超誉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的魏氏，在他的笔底下，“火轮”、“炮雷”、“洋炮”、“洋舶”、“炮艘”、“阿芙蓉”、“琉球”、“日本”、“荷兰”、“英吉利”、“葡萄亚”等新词，纷纷涌入山水诗中，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交织在一起，使得诗篇绚丽多姿，虎虎有生气。此外，魏氏众多的山水诗，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容量，以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入诗，创作不少长篇巨制，以抒情议论的笔墨入诗，展示了山水的博大形象，绘出了一幅幅明山秀水的长卷，尤其馀事，未容赘述。
总之，魏源山水诗，绝非缺乏内容，而是内涵十分丰富，未可等闲视之，林昌彝认为魏源是“得太白之高奇者”，推崇他的山水诗，“多得山之幽，山之骨，而非山之皮相。”（《海天琴思续录》卷三）。王湘绮云：“古今华山诗，推魏默深，余诗较从容（指四岳诗），亦稍胜，本朝湘中两诗雄（指魏氏与邓辅轮）皆出邵阳，亦一奇云”（见《王湘绮年谱》卷五），他对魏氏的山水诗持肯定态度。郭嵩焘云：“默深先生……游山诗，山水草木之奇丽，云烟之变幻，滃然喷起于纸上，奇情诡趣，奔赴交会。”（见《古微堂诗集序》）。他对魏氏山水诗的评价，也是很高的。
意见之三：认为“魏诗不注意粘谐”
平仄规律是近体格律诗中最重要的一条，明人陆时雍说：“凡情无奇而自佳，景不丽而自妙者，韵使之也。”这里所讲的“韵”，包括了韵脚在内的平仄。有了平仄就自然和谐而有韵味，但是，唐代诗人，为了追求律诗的音调铿锵，气势雄壮，又有意识地打破自己建立的平仄规律，打破这种习惯与和谐，写入一些不尽合律的拗句，杜诗七律如《即事》、《九日》、《愁》、《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所思》、《滟滪》、《白帝城最高楼》、五律如《月夜》、《春宿左省》、《送远》，皆拗律。其中有的被后人称为“超绝”，如《愁》通首拗句，失粘失对，自注曰“强戏为吴体”，有的被后人称为“冥心刻骨奇险至十二三分者”，如《白帝城最高楼》。说明这些都是杜甫惨淡经营的作品，拗体确实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此外，如王维、孟浩然，五律均有拗体。这些拗体诗——或者说参了拗句的诗，尽管失谐失粘，（有的救拗，有的不救），却别有一种奇峭挺拔、矫然绝俗的独特风格，这一特点，对宋人特别是对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派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继承下来，形成一种别具魅力的诗风，自成流派。
魏氏诗如《岳麓介景台夜作》：“郢和岂无侣，锺弦良费寻。领妙不须众，洌泉虚自斟。微风动孤籁，淡月生遥岑。咫尺无能共，徒劳猿鸟音。”第三句失粘。又《江行杂诗》之五：“行尽东南万里川，全家无恙五湖船。范蠡罗裳天上坐，淮南鸡犬镜间仙。空中云水舟为界，水底鱼龙夜有天。来自潇湘清绝处，可曾楚树让吴烟。”第三句失粘。拗句如：“大江东去风月白，春色南来天地青”（《大江阻风》）。“当时聚米画沙客，重向寒涛吊朔风”（《秋兴后》）。“左泉右泉照石影，出谷入谷聆泉声。远石缥青近石青，大泉钟声小泉琴……”。（《自天目至径山寺》），七律宛如古风。这些诗，诚如宋人蔡居厚评老杜之戏为吴体所言：“虽若为戏，然不害其格力。”戛戛独造，转增其奇古峭厉。莫砺锋说：“律诗的平仄和对仗格律，实质上是一种以对称为原则的结构美，它的长处是和谐工整，它的可能产生的缺点是圆熟、滑易。为了避免这些缺点，能够采取的补救办法，就是局部地打破格律的束缚，在基本对称的结构中有意识地搀入一些不对称的因素，杜甫在律诗中引入拗句，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见《被开拓的诗世界》110页）。这里，魏源继承了老杜的传统。
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是符合魏源的傲兀性格与文学上的叛逆精神的，他在《定庵文录序》中论文章之道，曾说：“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龚自珍全集》）附录）。他在《默觚》里还说过：“君子学古之道，犹食而去其箨也。”（《默觚》）下。治篇五）。写诗而引入拗句，有意使声律失对失粘，正是贯彻他这种文学主张的举措。《听松庐诗话》云：“魏默深、龚定庵皆奇才，然使之得位持权，其刚愎自用，亦宋代王安石也。”（见《清代诗人艺谈录》张维屏著）。看来，魏源是有主见、有个性的，这才被比之“拗相公”，发而为诗，诗中自然有我。何绍基称魏源为“老默”，知交甚深，评价其诗曰：“懒阅遗山乐府词，试斟老友默深诗。江山幽异非人测，何苦穷将拗笔追。”（见《何绍基诗文集，订默深诗》）。拗相公写诗，其笔焉得不拗？其句焉得不拗？
近读台湾姚琮《味笋斋诗话》云：“杜诗拗句不到廿首，不难熟读，而得其用。近来台湾诗人，喜作七律而欠此体，是少变化也。黄山谷喜作此体。同光间，有江弢叔者，专作此体成名，以杜诗法多门，学其一法，即可传也。”（见该书甲寅本第45页）。其实。大陆何尝不是喜作七律而少拗体，倘若自己不能作，而又厚诬前贤以不协律，岂不大谬？
意见之四：认为“与龚相较，魏诗无特色”
近人陈声聪云：“魏源与龚自珍齐名，喜谈时政，诗奥衍，气势磅礴，亦近代一大家”（《兼于阁诗话》）。以我看来，龚诗固佳、魏诗亦有特色。上文所述各节已略见端倪，然尚未尽其语言之特色，下面就魏诗的语言特色谈三点。
第一，重言叠唱。
重言叠唱是民歌特有的语言艺术，肇始于诗经的风雅。章叠如《蠡斯》，句叠如《江有汜》，字叠如“要要草虫”、“维叶萋萋”、“桃之夭夭”等。移之近体诗，七律如白居易《书天竺寺》：“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行乐处，香飘桂子落纷纷。”五律如杜甫《江亭》“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七绝如王荆公《南浦》“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刘驾《春夜》“近来欲睡浑难睡，夜夜夜深闻子规。”古风如元稹《田家词》：“牛吒吒，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种得官仓珠颗谷。六十年来兵簇簇，月月食粮车辘辘”。这些诗都富有民歌情调，活字活句，有极强的语言表现力。魏源继承和发扬了它，使自己的篇章增色不少。魏诗重言叠唱有：
（1）叠字
“落落开开花作市、青青紫紫草如城”（偶感）。“门前潮汐家家海，檐际榕棉寺寺云”（楚粤归舟）。“雨雨风风春十里，花花草草节清明”（扬州病起）。“蒹叶苍苍霜结露，伊人渺渺恨还歌”（秋试下第）。“蓬蓬勃勃势，整整斜斜影，鳞鳞晶晶形，无一得自逞”（天台纪游）。“崖高高，水深深，天苍苍，地阴阴，万松万石风前吟”（游山后吟）。“一峰峰上峰”（西天目）“地地矗立天天埋”（桂林阳朔山水歌）。“船船灯火船船笛，步步楼台步步花”（扬州画舫曲）。
（2）顶针
“夜风吹天天忽冥”（大雪行）。“一步一境境一色”（桂林阳朔山水歌）。“山影化云云化无”（西湖夜月吟）。“城头接江江水立”（钱塘江行书事）。“古心感帝帝梦通”（椒山琴和陈太初修撰）。“苍颉哭天天不晓”（观物吟）。
（3）重沓
“关西出将倍关东”（秦中杂感）。“边才不与吏才妨”（秦中杂感）。“画船直并画楼高”（金陵怀古）。“欲师夷技收夷用”（寰海），“大漏卮兼小漏卮”（秋兴）。“力翻边案撤边军”（寰海），“君昔并城我剑城”（送李春湖），“三面团山一面墉”（秋兴后），“溯流帆重顺流轻”（楚粤归舟纪游）。
（4）回环
“晴多望雨雨祈晴”（登高邮），“湖外青山山外湖”（扬州画舫曲），“忽奏风雷驱寇贼，又张寇贼剧风雷”（秋兴后），“秋花不及春花艳，春花不及秋花健”（读书吟示儿耆），“君生妾死君休问，妾死君生君不知”（京口琴娘曲）。
（5）对举
“山外有山山夹水，峰头飞水水吞峰”（桂林阳朔）。“杨柳覆烟烟覆艇，楼台依水水依山”（扬州画舫曲），“人归归燕后，帆落落花前”（春尽）。以上三联又是顶针格。“平世务耕非务战，只今防汉胜防江”（江行），“至今汉月犹秦月，更觉潼关胜谷关”（秦中），“堡塞千峰千战垒，犊刀万谷万屯田”（秦中杂感）。“五行水气销金气，四列南条变北条”（秋兴）。“荒年谷贸丰年玉，下赋田征上赋钱”（秋兴）。“降虎降龙衣钵在，功人功狗指挥疑”（秋兴后），“去年争坝如争命，此日调伕如调军”（将去兴化）。“浪攻浪款何如守，筹款筹兵贵用才”（寰海后）。“鹤尽羽书风尽檄，儿谈海国婢谈兵”（寰海后）。“但见无船无树影，不知是水是风声”（楚粤归舟）。“左泉右泉照石影，出谷入谷聆泉声”（自天目至径山寺），“峰奇石奇松更奇，云飞水飞山亦飞”（黄山绝顶题文殊院），“不文不武亦文武，谁仙谁侠谁英雄”（题汤雨生双笠图），“三峰三面接，一岳一石成”（华岳）。“一转一天地，百棹百惊喜”（桂林阳朔山水）。
（6）串句
“清州渡海为营州，冀州之外幽并州”（观往吟），“六合塔畔舍舟行，……不闻江声闻涧声；入谷九溪十涧更……不闻人声闻鸟声；叁天云树无阴晴，……不闻鸟声闻樵声；再转风幡出塔层，……不闻樵声闻梵声”（理安寺偶题）。“商市罢、农市陈、农市散、军市屯、渔樵耕 春树帘，画本掩映千百皴”（香港岛观海市歌）。“大山宫小山，大水收小水，大营垒包小营垒，巴峡连营七百里”（桂林阳朔山水歌）。
（7）钩连
“君不见，花时少，实时多，花实时少叶时多，由来草木重干柯。秋花不及春花艳，春花不及秋花健。何况再实之木花不繁，唐开之花春必倦（读书吟示儿耆）——以“花”字为骨，一线钩连。
（8）层递
“影中之影梦中梦”（香港岛观海市歌），“形复生形影生影”（黄山西海门观落日歌），“神物不神物于物”（题画龙），“神乎鬼乎仙乎才”（新罗山人醉笔墨兰歌）。
魏源运用重言叠唱的艺术手法，表情达意，缀玉连珠，间韵流转，显示了他高度的文学才华与语言表现能力。昔金圣叹评崔颢《黄鹤楼》诗云：“此计正以浩浩大笔连写三‘黄鹤’字为奇”。魏氏能妙用重言叠唱，正是大手笔也。
第二，虚字斡旋
昔《四溟诗话》评杜诗云：“子美和裴迪早梅相忆之作，两联用二十二虚字，句法老健，意味深长，非巨笔不能到。”杜甫晚年的今体诗，其七律采用虚字斡旋，起开合呼应作用，使篇章出现一气盘旋、清新疏淡的韵味，如《又呈吴郎》、《江村》、《南邻》、《舍弟观自蓝田迎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等都有这个特点。一方面“晚节渐于诗律细”用心越来越精密，另方面，“老去诗篇浑温与”，诗艺越来越纯熟，虚字斡旋便是体现这两者的结果。
魏源七律如《秦中杂感》之三：“六国南肴控北函，几曾何华扼孱颜。至今汉月犹秦月，更觉潼关胜谷关。间道尚闻商县人，催军屡见禁坑还。书生读史谈形势，果否披图胜陟山”。其中，“几曾”、“至今”、“更觉”、“尚闻”、“屡见”、“果否”等掺入行间，便觉流转自如，笔墨飞动，他如《西师》之二，用“见说”、“譬从”、“奚异”、“早辞”、“何至”。《西师》之二，用“久已”、“自”、“频闻”、“远到”、“翻教”、“谁识”；《寰海后》之二，用“不教”、“翻遣”、“但令”、“得不”、“休”、“几见”、“寰海后”之八，用“但解”、“还闻”、“莫言”、“谁御”、“若非”、“犹诧”，《秋兴后》之十二，用“忽奏”、“又张”、“即今”、“曾附”、“能”、“敢”、“不”、“此是”等虚字，（按：古时多以名词以外词为虚字），皆悠扬委曲，畅达有味，各臻其妙。李西涯曰：“诗用实字易，用虚字难。”魏氏盖以文入诗，以史入诗，驾驭语言，极使转纵横之能事，故能化难为易耳。
第三，俗字俚语入诗
杜诗中如“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客睡何曾觉，秋天不肯明”，这类俗字俚语入诗颇多，大致都出于他晚期之今休诗。宋人孙奕评论说：“子美善以方言里谚点化入诗中，词人墨客口不绝谈。”王琪说：“诗家不妨用俗语，尤见功夫。……此点瓦砾为黄金手也。”
魏氏诗中，有新乐府，自言效白香山体，如《江南吟》十章，《都中吟》十三章皆是。其近体诗如“定哀笔削惟关口，官礼经纶笑得皮”（秋兴），“荡荡平平地，青青白白天”（西行杂诗），“不是碑渊海，真成鬼邓林”（碑洞），“大明湖水照，华不注山同”（趵突泉），“小早灯尚明，前溪冻未结。不知前山中，已是一夜雪”（初雪），“少闻鸡声眠，老听鸡声起。千古万代人，消磨数声里”（晓窗），“利舵名帆日夜牵，水行争似陆行便。虽然生死由天定，毕竟多翻浪里船”（叹救生船）。以口头语，道眼前景，变俗为雅，沁人心脾；林昌彝所谓：“扫尽人间脂粉气，粗头乱服也风流”是也。大抵未经人道过、用过之语，称心而出，运笔抒写，便能生新，此魏氏超越同辈人之处，诚点瓦成金手也。
综前所述，魏源诗作，过去为其政治思想论著所掩，未能仔细研究，以发扬其固有之光辉。盖学界舆论误导有以致之，当前亟宜纠偏，以正视听。近读最近出版的钱仲联编著的《近供诗钞》（1993·江苏古籍版），对魏源诗作有较高的评价，入选诗数也超出龚自珍，确实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最后，我可以数语概括魏源之诗艺，作为本文的结论：善于使事，典雅雍容；模山范水，寄托遥深；拗笔生新，峭厉奇雄；清转华妙，超悟绝尘；重言叠唱，金石争鸣；以虚带实，使转纵横，变俗为雅，雅俗同欣；方龚（自珍）比邓（辅伦），卓卓代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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