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这一任务的时候，特别强调“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您如何认识文化发展和科技发展的关系？
答：
科技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大课题，我本人也在思考。但有一点要明确：科技不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单纯工具而存在。广义来说，科技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科技既是文化的工具，又对文化形成反作用，制约改造着文化的性质、特点和面貌。人类总是借助科学技术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和生产。人类的生活与生产，也因此受到了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形态。离开了科技的支撑，文化发展史就是不完整的，甚至将导致碎裂和变形。
有鉴于此，首先，有必要充分认识科技迅猛发展是当代文化发展的推动力。事实上，现代人类就生活在科技成就所奠定的现代世界之中。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相互作用，彼此渗透。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一种技术化、数字化的生存。
其次，有必要全面地把握科学技术与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科技之于文化，不只是表达的载体和传播的工具，它本身也在深刻地改变着文化的内涵和性质。这里有一个科技与文化双向作用、相互生成的问题。当然，这需要通过“人”来实现。比如，印刷技术使报纸和杂志进入日常生活，成为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市民生活方式的形成。电视和民航的普及，则使得人们可以目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新闻，亲身到达全球每一个角落，进而形成了所谓“地球村”的理念和世界公民的文化认同。时至今日，互联网和手机又把博客和微博带给了大众，让“环球同此凉热”成为现实，使电讯信息服务实现了生产与消费双向互动、同步进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技为人类提供了最大限度地感受和把握生活环境的条件，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在与生活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的途径。
第三，在价值追求的层面，有必要避免科技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两个极端。前者盲目乐观，认为科技进步必然决定文化发展，自动作用，效果可预期；后者悲观对立，认为科技势必导致人类的精神萎缩和价值崩溃。当然，实际情况不是如此。我想，是不是刘易斯·芒福德的观点比较可取？这是一位较早研究文化与科技关系的城市学者和思想家。他的结论是，在科技发挥巨大威力的情况下，人类必须以更成熟、更人性的文明，引导科技力量、科技体系提高公众与个人生活的质量和水平。我们的理想是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这种融合既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也避免了科技的片面性。我们的文化是先进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它应当是吸收了科技成果，而又保持了以人为本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正确处理科技与文化的关系，推进科技与文化的融合，不但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科技健康成长的必要前提。
问：您是怎样认识科学技术在当今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的？
答
自从印刷术被引入欧洲，并直接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发明和变革，都直接导致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产品形态的革命性变化，从电影、电视，到今天网络文化产业的兴起，莫不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谁掌握了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文化发展的关键生产力和战略生产力。事情还远不止于此。每一次由科学技术引发的文化生产形态和文化产品形态的重大革命，都带来了国家文化管理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与体系的重大变革，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步与变革。
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将随着智能互联网及移动终端的普及而发生根本性、革命性的变化。这也许是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人类社会在文化领域最伟大的革命。中国绝不能输掉这场革命！科教支撑并推动文化改革发展，已经成为实现创新驱动的重要战略选择。
问：
科教支撑并推动文化改革发展，这是一个富于前瞻性和创造性的命题，有很强的现实性。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答
针对制约我国文化发展和制度建设的能力不足问题，着眼于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深刻的文化科技革命和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需要，我们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来着手解决：
一、统筹国家科教战略与文化战略，组建国家科教文化战略委员会，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努力克服文化改革创新的战略困境。
国家科教文化战略委员会应当是一个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决策咨询机构，由相关部门的专家组成，其主要任务与职能是：充分发挥和利用各个领域学者教授和科技专家的特长，对世界历史大时段、大范围内的科教文化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包括重大前沿项目进行分析研究，特别是现代科技和教育如何影响和推动文化发展，促成文化制度变革的研究，从而为我国文化发展的科教支撑体系和推动能力建设提供决策咨询和战略协同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特色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消解现行体制的不足，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所必需的制度创新。
二、适应数字技术、移动终端和智能互联网深刻影响文化改革创新的战略形势，重构知识产权体系。
现有的知识产权体系主要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数字技术和互联网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知识产权形成的原初形式。数字出版版权分拆、网上音乐“访问权”制度的设立，不仅有效解决了因网上音乐下载而出现的侵权问题，而且直接挑战现有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我国数字出版和电子书起步不算晚，为什么会出现后劲乏力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相互脱节。中国要实现文化改革创新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就必须适应数字化革命和移动终端、智能互联网发展的新的要求，积极展开前瞻性战略部署，通过制度安排释放文化产能。
三、发挥教科文融合优势，大力开展下一代文化产品及其产能的研发工作，力争在本世纪开发出能够取代现有文化产品、具有鲜明中华民族文化标志的文化产品形态和文化生产形态。
下一代文化产品的诞生，可能与下一代科学技术发明同步来到。因此，我们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研究下一代互联网的同时，必须组织力量同步研究下一代文化产品。文化改革发展必须着眼于中国下一代文化产品的研发，依赖于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下一个世纪到来的时候，为人类社会作出中华文化的独有贡献。
四、从国家文化科教战略需求的高度，推进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
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适应和满足了当年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历史需要。但那是一种以工业化为核心、以生产率为指标、以整一律为特征的时代要求。面向未来，我们已经或者正在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已经或者正在走向后工业时代。我们正在逐步进入一个以人为本、以现代服务业为中心、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时代，迫切需要同属现代服务范畴的科技、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需要统筹兼顾，全面协调，不断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为了满足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的历史需要，我们有必要在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问题上，逐步建构自己的议程设置能力，努力摆脱传统的学科建制与学术设置的束缚，大力发展教科文融合的新兴、前沿交叉学科，主动开辟能够适应和满足文化改革创新所需要的前沿学科，并将之巩固提高，作为新的学科生长点，从而为建设文化强国而不断推进战略性学科布局。在知识系统和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上，只有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才能真正拥有和维护国家的文化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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