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刚，汉族，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一九六二年十月出生，湖南衡阳市衡南县冠市镇人。现任南华大学校长助理、附二集团院长、党委书记、南华附二医院法定代表人、南华附三医院法定代表人、附三医院院长

　　器官捐献是一种悠扬的境界之美，是一种带有诗意般的死亡

　　新浪小编：罗院长，您作为湘南地区第一位学成归来的医学博士，湖南省器官移植学会副主委，在1996年就常规开展了肾移植术。您完成的1000余例肾移植术，成功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作为一名器官移植的医者，您又是从何种角度看待死后器官捐献呢?

　　罗志刚：1989年起，我就从事肾移植工作了。这么多年来，完成肾移植手术已超过千例，也见证了患者对器官移植这种治疗方式的理念转变，从开始的的不接受到适应再到渴望，现在，在我院排队等候移植的患者高的数百人。当大家还未完全接受这种治疗方式时候，器官的供应相对充裕;但当我们的公民逐步接受器官移植的理念后，我们又出现了供体器官严重不足的局面。因为在以前，中国器官来源主要是是死囚供应，而现在源头已经断了。2000年以后，我国开始推行亲属器官捐献。虽然亲属器官捐献在伦理上较好接受，但在医疗伦理是有欠缺的。因为作为医生，我们要做到尽可能少的伤害。亲属移植会影响捐献者的身体潜能。按照国际上统计，亲属捐献器官也有3‰的死亡率。

　　据统计，我们国家每年新增尿毒症的发病率是每百万人口90到120人。几乎每年有130万人会发病，而每年我们国家能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只有2到3万人，器官的缺口是相当大的。如果我们能在身后将器官捐献出来，将是件功德圆满的事情。你看，一个人的心、肝、肺、肾、角膜等重要器官至少可以给8个人，余下的皮肤还有更加广泛的用途。这样一个人的生命将会以特殊方式在更多的人身上得到延续，我觉得器官捐献是一种悠扬的境界之美，是一种带有诗意般的离去。

　　“两大原因”阻碍器官捐献进程

　　新浪小编：作为肾移植界的医学代表，您认为是什么造成死后器官捐献受阻呢?

　　罗志刚：作为医生来讲，我觉得死后器官捐献是一种职业奉献。从伦理学上来讲，是一种人文自觉。那为什么死后器官捐献在中国社会还没有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我个人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生死轮回，使人们更加重视了遗体的完整。中国人认为死后只是到另外一个世界，甚至还要转世投胎，传统民俗文化与器官捐献的核心精神相悖。

　　二是是民众的误解，包括媒体渲染。民众以为医院在器官移植中牟取了暴利。其实我们在手术过程中，为保证移植的肾脏在体内更好的活着，需要使用许多的高科技产物，比如一种单克隆抗体。我们一次移植手术的标准用量是用两支，而一支的费用就是9500元。而器官灌注保养液的是1美元一毫升。所以说器官移植的技术成本和运营成本是相当高的。民众的误解，恰恰是整个社会对医务工作有所偏见的一种表现。

　　衡阳器官捐献处于起步阶段

　　新浪小编：您的家属和朋友是怎么看待您的器官捐献决定?您朋友有捐献器官的意愿吗?您对整个器官捐献事业未来发展有什么看法?

　　罗志刚：我做的是整个遗体的捐献，任何器官组织都可以利用，即使骨架，也可以放到医学院校做标本。对于我的决定，我的家人当然是支持的，我的母亲都开玩笑说，她愿意把她的骨灰埋在树下，让树长得更高。我从事器官移植20多年，父母耳濡目染，也让他们对此事的看法相当开明。我身边的朋友对器官捐献的看法不一致，但在我“认捐”器官后，有些朋友也要我帮他们报名“认捐”了。从目前衡阳的现状来说，器官捐献还是一个萌动阶段，没有破土而出，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S型曲线的。我们虽处于起步阶段，可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一点一滴、一步一步地推动，能让这个起步阶段更短一点、更短一点。

　　应给予捐献家庭一些抚慰

　　新浪小编：在这种环境下，您认为政府应该做什么，我们公民应该做什么?

　　罗志刚：我个人认为，政府在通过媒体向民众普及科学的同时，应给予捐献家庭一些抚慰。器官捐献对社会的稳定是有好处的。社会最小的细胞单位是个人，最基本的细胞单位是家庭。而死后器官捐赠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持家庭的完成，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同时，能让更多地人对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所以，作为公民个人，则应更理性地认识死后器官捐献的利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