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春娟

　　汪曾祺先生是个雅人，写作之余写字画画遣兴。虽说对自己的画他总是谦虚地说，“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可这与事实相违。但凡有一点因缘际会，跟他索要字画，不管是文人雅士、平头百姓，他都慷慨大方，有求必应，有时还主动送给人家。举个例子：他曾约林斤澜、邵燕祥两位好友给一位素不相识的作者的一篇散文《爱是一束花》写评论，开座谈会，还主动送给作者一幅画;他为曾经搀扶照顾他的温州少女写下“家居绿竹丛中，人在明月光里”对联，并为少女家开的饭店写下了“春来饭店”四字。古道热肠、遍洒“小温”的汪曾祺到底给多少人送过字画，至今还是个未知数。

汪曾祺的画与印 作者提供

　　汪曾祺对于自己的字画，自谦归自谦，其实也是颇有些自信、得意和自爱的。他生前曾有个愿望，想出一本画集。在去世三年之后，子女用其稿费出了本《汪曾祺书画集》。有幸的是我也拥有一本，是汪先生的女儿汪朝女士送的。这成了我的宝贝，时常翻看。

　　汪曾祺的早期书画作品，大多只钤名章。大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以后，除了名章，书画作品的一角常压有一两方闲章。从画集上看，汪先生最常用的是“岭上多白云”。此语出自南朝梁人陶弘景的《诏问山中何所有》：“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汪先生对此公此诗叹赏有加，说“一个人一辈子留下这四句诗，也就可以不朽矣”。他不仅把此诗后两句嵌入自己《书画自娱》的诗中，还找人刻了两方闲章“岭上多白云”和“只可自怡悦”用以压角。

　　“岭上多白云”章由杨毓珉先生刻于1991年。杨毓珉乃汪曾祺西南联大同窗、北京京剧团同事、知交，对汪的人生道路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杨毓珉治印，深得汪曾祺嘉许，他曾写过《毓珉治印歌》，盛赞“毓珉治印自成一家，奔放蕴藉间有之”。印章边款是杨毓珉的题诗：

　　相逢语转少，不见忆偏深。

　　滇海桃源梦，京华菊圃吟。

　　西风寒蝉噤，落日暮云新。

　　半世只一瞬，苍苍白发人。

　　曾祺学兄两正 毓珉

　　一九九一年

　　诗中回忆了两人自同窗起至客居京华的经历，感慨沉痛深厚。其时两位老友都已年过七十，历经磨难，沧桑阅尽，怎不叫人唏嘘。

　　这方闲章为正方形，朱文，用笔粗犷、圆润古雅，深得汪先生喜爱。画集中的《玉兰小鸟图》(画名为笔者所加，汪曾祺的很多画是兴之所至，没有名字的)、题“明日将往成都”“画似李复堂”花卉图、题“万古虚空一朝风月”的荷图、《风入松》、72岁所书《岁交春》七律等书画作品上面都压有此章，为画面平添清雅之趣。

　　写过《汪曾祺的书与画》的林岫先生当年曾问及汪先生，何以对此章情有独钟，在古稀感怀的吟墨上都选用此印，先生说：“休得小看这五个字，个中大有清气清骨。”其实这评价也适于汪先生的画作，他的画作格调清芬淡雅，是有一股子清气在的。

　　“人书俱老”章亦出自杨毓珉之手。边款题曰：“此乃孙过庭书谱语，曾祺当之无愧。毓珉 一九八八年”此章竖长椭圆形，大气端穆，为汪先生所常用。画册中菊图、题“吴带当风”的兰草图、《千山响杜鹃》等作品上都用此章。如果说人的老是自然规律，书画的老却是一种风格和境界，指格调的苍凉、浑厚、古拙、老辣、枯硬、霸气也。这大概也是晚年汪先生所追求的意境吧。他曾评价自己在大理写的一副对子“苍山负雪洱海流云”是“酒后书颇霸悍”，并引以为快事。

　　闲章“珠湖百姓”也为汪曾祺所常用。画集中荷花图、《风入松》、晓色菊图等画作上都钤此章。“珠湖”即高邮湖，相传有宝珠出没而得名。“甓社珠光”是高邮八大景之一，汪先生曾多次在文中提及。高邮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就叫《珠湖》，封面“珠湖”二字圆润饱满，乃汪曾祺题写。自称“珠湖百姓”，体现了汪先生对家乡的一片深情。这方闲章竖长型，朱文，清秀婉约，由同乡雅士宋佳林刻就，边款题“汪老先生命刻即乞法正辛未佳林”。

　　1991年9、10月间汪曾祺应邀第三次返归故乡，面对乡人的热情和美意，展纸挥毫是定然的。当时负责接待陪伴的宋佳林擅篆刻，一晚功夫便给刻出了这方印章，也算是“急就章”吧。在这次回乡活动中这枚章也派上了大用场。除了这方闲章，宋佳林还为汪先生刻了一白文名章，也为汪先生后来所常用。

　　那幅作于1988年题为“人民代表大会”的雏鸡图上钤有“唱罢莲花又一春”章。此章长方形，朱文，工细中略带粗犷，印文源于汪先生自题漫画像的小诗“近事模糊远事真，双眸犹幸未全昏。衰年变法谈何易，唱罢莲花又一春”。印章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崔自默先生所刻，边款题“汪老大雅正之丁丑自默”。崔自默拜会汪家，将印章送给汪先生的同时，亦得到汪先生题赠的《荷花图》。让人慨叹的是过了没多久汪先生驾鹤西去，此画遂成绝笔。崔自默原本打算还要请汪先生喝酒、送汪先生瓦当的，但都没来得及。在汪先生的追悼会上，他作“半盅水酒成早梦，一束莲花祭仙魂”挽联，表达了无边的遗憾(据崔自默的《星汉遥相望似是故人来——忆几位长者》)。

　　印章“只可自怡悦”也是朱文，线条宛转细腻，好像用得不多，笔者只在一幅题“此似王献之，非郑板桥法也”竹图上见过。

　　怡情悦性，是汪先生对书画的认识，书画于他更是“自得其乐”。他还有“遣兴”“信可乐心”两方闲章，想来亦是表达书画悦人之意。在去世前不久所作题“喜迎香港回归”的紫荆梅花图上便同时压有这两方章。

　　汪曾祺先生是很懂印的。他小时候受过父亲这方面的熏陶，也亲自操刀刻过，在上小学时曾用肉红色寿山石刻过一长方形的朱文图章“珠湖人”。在被补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劳动时，在沽源，想到此处乃昔日迁谪之地，便在自带的《容斋随笔》扉页上画了一方图章——“效力军台”，其中不无自嘲和苦涩意味。林岫先生说这一时期他还画有“塞外山药”的图章，不知是不是画在如今已经失传的《马铃薯图谱》或《口蘑图谱》上，这个还有待于再考证。

　　据林岫先生的文章，古文字学家大康(康殷)先生曾打算给汪先生刻一章“曾经沧海”，却因汪先生突然病逝而终成遗憾。当年大康与汪先生同住蒲黄榆小区，虽说交往不多，但都彼此深知。汪先生去世后，大康潸然叹曰：“又一个老哥儿们走了。本想给汪先生刻方印章的，词儿都想好了，‘曾经沧海’，没承想……”

　　汪曾祺墓碑上的“高邮汪曾祺之墓”正是出自大康之手。据汪先生子女说当时大康想要一套《汪曾祺全集》，然而当《全集》出版时，大康已住进医院，书上午送到，下午人就去世了。

　　“曾经沧海”四字饱含多少人间滋味，难以言尽，是两位先生共同的体验吧。

　　《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07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