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福地常熟 杨留义

　　艺术如何当代化，是现代画家面临的最大命题。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是翻天覆地的，最猛烈的社会进化——工业化、科技化、城镇化以无可阻挡的趋势席卷而来，而传统的艺术形式一时间很难承载这些变化，于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各种流派蜂拥而来，艺术家们试图用新的艺术形式去表现这些变化。这些探索有重大意义，但是不可否认，有些探索消弭了艺术的界限，就是对艺术的损害。20世纪至21世纪，许多艺术家忙着抛弃，抛弃传统、抛弃历史、抛弃积淀，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抛弃无法让艺术家轻装上阵。相反，如何在传统中捡拾，捡拾那些能够为我所用的技法、积淀，才能使艺术焕发新的生命力。杨留义正是这么做的，而且做出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杨留义把现代化的宏大命题放置在山水之间，这种放置，很多艺术家是逃避的。许多深研传统的艺术家认为传统技法和现代化是不能兼容的，因为传统的文人画追求的是抒情写性，是个人化的表现，而现代化是社会化命题，所以二者是相悖的。这样的论调乍看有一定道理，可是现代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命题，那么面对现代化我们就不能抒情了吗?人都是社会人，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面对的都是社会，古人可以抒古人的幽思之情，我们可以抒我们的慷慨之情。这方面，杨留义敢于创新、敢于尝试，寄情于城市山水画。

　　“敢”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两相和谐，这是一个难题，但杨留义从中找到了有效的解决方式。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美学精神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哲学和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在此一处，道家和儒家实现了完美统一，虽然内质有所差别，但是“天人合一”的主张是一致的。其中，杨留义又格外钟情于儒家的“天人合一”“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仁之美者在于天”，将实用、中和、秩序、天人同构，完美地弥合到一起，让自然拥抱城市，让山水承载现代化。将自然与现代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联系在画面上建立起来，融成一个有机整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人顺应天，天人相应，天人和谐，杨留义在他的画中阐释了儒家天地之美在于“和”与“仁”的美学理念。

　　杨留义将北方城市的厚重、博大和南方城市的秀美、雅致通过迥异的笔情墨调彰显出来。他的《天骄西藏》，以红色为基调，描绘了恢弘壮阔的西藏，群山莽莽，近景、中景、远景群山绵延：中景布达拉宫巍然矗立，是画中最醒目、最着力描绘的，用绛红色与山的烈红相呼应，笔力扎实、厚重;近景现代化的拉萨城市反而虚虚实实，浮光掠影，免得夺去布达拉宫的气势;远景山势连绵起伏，若有若无，渺渺茫茫，如布达拉宫吟诵的安魂曲。群雁在布达拉宫顶上盘旋翻飞，为庄严肃穆的佛教圣地增添了一些活泼灵动。厚重、庄严、肃穆、巍峨，饱满、充实、光辉、宏大，杨留义画出了西藏的历史感和现代感，把西藏的文化特质表现得非常醒目。

　　《宏图无限》是杨留义对北方城市滦平的描绘，与《天骄西藏》一样，也是用大红调子。与《天骄西藏》的庄严神圣不同，《宏图无限》着重表现滦平的美，“峨峨高山巅，浼浼青川流”，层绿峨峨，纤琼皎皎，美不胜收!现代化的都市隐没在青山绿水间，并未夺去山水之幽情雅趣，反而为山水增添了活力。与《天骄西藏》多为重涩用笔不同，《宏图无限》重涩之中兼有灵动洒脱的笔墨，基于厚重，佐以灵动，远山近树皆以写意笔法氤氲而出，力图在浑厚慷慨之中增加一些活泼色彩。但是这种活泼，又是有限度的，情感的表达始终在理性的掌控之下。

　　《燕山脚下马营子》是水墨与浅绛结合的作品，表现燕山风光。燕山自古是战略要地，为北部军事重镇。杨留义乱头粗服，激扬画笔，将铁马冰河的边关古韵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自然山水的朴茂与现代化结合得天衣无缝，近景平坦处林木掩映，房舍整齐，中景两山之间一桥横跨，火车正隆隆而过，正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将自然的宏伟与人类的智慧弥合，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画面豪迈激越，如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除了表现北方厚重的山水，杨留义也有表现江南山水城市的佳作，如《最忆杭州》，用小青绿借元人松秀活脱的笔意展现了江南城市杭州的清润灵秀。江南安静秀美的山脉如一首舒缓的抒情曲，美丽的西湖淡妆出镜，湖上柳如烟，湖水映青天，三潭印月、保俶塔、六和塔、雷峰塔与远处杭州的标志性建筑交相辉映，古意与现代，自然与秩序，山水与城市，圆融和谐，相得益彰。

　　征服自然从来都是一个伪命题，人类在与自然的一次次较量中丢盔弃甲，对环境的大规模破坏，对资源的涸泽而渔，已经让我们得到了太深刻的教训，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土地荒漠化、全球变暖……让人们猝不及防，这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破坏环境的惩罚。透过杨留义的作品，我们应当可以反思，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这才是我们永恒的课题。周积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