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对如下问题感到好奇或焦虑：面对如此丰盛繁多的当代艺术产品，如电视艺术节目、电影、音乐会、舞台剧、畅销书等等，什么才是真正健康的和有益的?
这时，认真分析当代艺术出现的新变化，由此对当代艺术的审美品位问题提出新的观察和对策，就具有了一种必要性和迫切性。
审美品位，是指审美与艺术符号系统的人生价值品级和地位。凡是审美对象或其他艺术品，总是要内蕴一定的人生价值或意义维度的。这些维度对人类社会生活来说，往往有着层次高低优劣之分。
对当代艺术来说，可以以“感兴”为中心而获得审美品位的五层面构造：一是触媒动感，二是观形起兴，三是体兴会意，四是品兴入神，五是衍心益生。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当代美学界，曾出现过一种审美能力或素养的三层面说，这可以视为一种有关审美品位的三层面学说。第一层是“悦耳悦目”，第二层是“悦心悦意”，第三层是“悦志悦神”。“悦耳悦目”指的是“人的耳目感到快乐”，这个层面虽属“非常单纯的感官愉快”，但“积淀”了社会性;“悦心悦意”指的是“通过耳目，愉快走向内心”的状态，是“审美经验最常见、最大量、最普遍的形态”，比“悦耳悦目”具有更“突出”的“精神性”和“社会性”;“悦志悦神”则是“人类所具有的最高等级的审美能力”，属于“在道德的基础上达到某种超道德的人生感兴境界”。(李泽厚：《美学四讲》)但在今天急剧变化了的当代艺术环境中，这个“三层面说”难免显出了一些简单和粗略。特别是如用来衡量当前以媒介技术及信息技术变化为核心的新的审美与艺术现象，就会面临一些空缺。空缺之一在于:在当代“信息社会”、“电子媒介时代”或“媒介融合时代”，媒介正在当代审美与艺术过程中扮演越来越突出的角色，直接影响到审美的品位，因而如果在审美层面构造中不考虑媒介的作用，必定是不完善的;空缺之二在于，随着全球文化经济在中国的拓展和深入，当代审美与艺术日渐淡化其往昔崇尚的纯粹精神性，而变得日益生活化、通俗化或实用化，因而必须考虑审美与艺术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程度及其衍生的复杂性。正是考虑到这两个空缺，上述审美品位三层面说就需要加以必要的调整和拓展。
为了应对当前审美与艺术面临的新问题，我在这里尝试在审美品位问题上引入中国美学传统中的“感兴”范畴，强调对中国民族美学传统来说，唤起公众“感兴”仍然是当代艺术品必需具备的审美品质。原有的审美品位三层面说应当再增加两个必要的层面，这就是媒介层面和现实生活衍生。这样，对当代艺术来说，可以以“感兴”为中心而获得审美品位的五层面构造：一是触媒动感，二是观形起兴，三是体兴会意，四是品兴入神，五是衍心益生。
对审美品位层面构造的上述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当代艺术在创作和接受两方面的一些有待辨别的问题。
当代艺术不能满足于以视听奇观、惊险镜头、嬉闹场面等刺激公众神经，而需要在它们的深层精心埋设那种富于兴味蕴藉的意义蕴含。
在创作上，当代艺术需要在它们的深层精心埋设那种富于兴味蕴藉的意义蕴含，以便公众在感官满足之余能进一步品评更深的意蕴，向往更高的精神境界，而这恰恰是中国美学传统所要求的。当代艺术并非不能有触媒动感、观形起兴这类以“俗”、“艳”、“闹”等为特质去强烈刺激人们感官的东西，这种强刺激其实是置身于这个高风险社会中满怀忧患意识的人们常常需要的一种日常平衡之道。关键的问题在于，当代艺术的“俗”、“艳”、“闹”等表层背后，是否还能包含有某种价值蕴藉，准确点说，是通俗的表层文本下面是否还有着丰厚的带有感兴意味的人生意义蕴藉，简称兴味蕴藉。而这种兴味蕴藉正意味着古往今来中国美学都特别注重的在感兴中对人生价值的直觉体验，例如对“情义”、“义气”、“气节”、“道义”、“家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中国式人生价值观的占有和享受。影片《唐山大地震》一开始就调动各种电影手段营造出特大地震所有的超级奇观，给观众以视听感官的强烈震撼，同时还设计出一系列悬念、巧合、催人泪下的亲情场面，但这些多少带有“俗”元素的表层，却能把观众指引到中国人所特别看重的家国情怀、情义无价、血浓于水等核心价值上面，让他们在享受到感官愉悦的同时更能品尝到中国文化价值系统所特有的深厚意味。《十月围城》是按“商业片”套路拍出来的，但它的那些惊险、悬念、刺激等时尚镜头的深层，却成功地投寄了中国式兴味蕴藉，足以形成观众发自内心的深深的家国情怀共鸣。这些都是符合中国美学的兴味蕴藉传统的当代实例。按照这种美学传统，优秀艺术品之所以能从低级的触媒动感层、观形起兴层依次上升到中级和高级的体兴会意层、品兴入神层和衍心益生层，靠的就是触媒动感层、观形起兴层下面还隐伏的那些兴味蕴藉。相比之下，《三枪拍案惊奇》之所以受到人们诟病，主要还是由于其“俗艳”下面缺乏足够的兴味蕴藉。编导或许主观上还是想让影片打动人的，但关键在于，主人公本来可以多少感人的为爱献身的牺牲精神等正面价值蕴藉，竟然被他们自己不该有的那些外表极尽夸张做作之能事的搞笑言行给自我消解了，从而导致喜剧的外在化或浅表化。与此同时却又没配上中国观众需要的中式正面兴味蕴藉，致使中国观众面对这种多少陌生的西式奇幻而荒诞的“反英雄”故事时，难以投寄足够的理解力和同情心。这种教训需要引起艺术家、文化产业及媒体的从业者的高度警醒，因为他们是当代艺术创作和生产的共同组织者和参与者。
公众的国民艺术素养是他们接受艺术品的审美品位的基本主体条件，假如没有这个条件，再美的艺术也不足以让其动心。
这里需要考虑来自公众的三方面问题：首先，公众观赏艺术品，如果从动机上看仅仅是为了感官娱乐或消遣，那么，再有多么深厚的兴味蕴藉，也都可能让其置若罔闻;其次，如果从个体素养上看并不初步具备接受艺术品审美品位所需的上述五层面艺术素养及相应的习惯，那么，再动人的兴味蕴藉可能也无法令其投入其中;再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如果对当代文化产业及媒体的艺术营销策略不够了解，对它们的任意炒作、编造甚至杜撰等不具备识别力而单纯地盲信，就必然陷入屡屡受骗上当的困境中难以自拔。当代艺术中的低俗化、过度娱乐化、去深度化或浅薄化等偏向得以持续泛滥的原因之一，正是公众的这三方面的缺失。
面对这种情形，公众需要具备有关审美品位五层面的素养，才有可能对艺术创作提出需求和观赏动机。从具体层面来看，国民艺术素养可以包含如下层面：一是媒介体认力及感官快适，二是形式感知力及形式快适，三是意象体验力及情思快适，四是蕴藉品味力及心神快适，五是生活应用素养及身心快适。相应地，如果用我习惯采用的以感兴为基座的概念构架来表述，那么，这种艺术素养就应包含如下层面：媒介触兴、形式起兴、兴象体验、兴味品鉴、生活移兴。这样的国民艺术素养的养成，不能单靠公众个人的定力或努力去实现，而是急需社会的方方面面去合力实施的。
从审美品位层次论看当代艺术，国民艺术素养研究在当前已经迫在眉睫了。这种研究目前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如何让艺术品真正具有可供国民鉴赏的多层次审美品位。艺术家、文化产业、媒体等艺术创作界从业人员本身，也同公众一样存在国民艺术素养的养成问题，因为，如果不具备这样的素养，他们必然无法生产出富于健康、高尚蕴藉的艺术品来。二是如何让国民具备艺术“慧眼”，以便他们真正获得优质的艺术享受和精神提升。这两项任务都需要同时抓紧抓好。相比而言，第二项任务已经变得更加重要和迫切了，因为它涉及大量的和广泛的国民素养问题。国民拥有艺术“慧眼”，也就是拥有高度的艺术鉴赏力，而这也正是艺术的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必要成为当代艺术学和美学研究的新的重要课题。（光明日报）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