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今年推出了长篇新作《手的十种语言》。作为“蓝卷”，它与此前的“红卷”《裸奔的年代》和“黄卷”《欲望与恐惧》共同构成了“欲望三部曲”。为什么要用“欲望”来命名?这三部作品冠之以不同颜色又是如何考虑的?
墨白：在绘画里，红黄蓝是原色，用在这里是对社会复杂性和生活丰富性的隐喻。“欲望”是一个简单却无比辽阔的词。在词典里对“欲望”的解释十分简单，其实这个词与我们人类的历史进程、与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几乎一切都和欲望有关，可以说现实社会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欲望所统领。
就说我熟悉的中原农村吧，在刚刚过去的世纪更替的年代里，无数的农民离开家园，成为栖息在城市里的“流浪者”。在中国版图上大大小小的城市，在每一片可以生存的空间，都会有农民低弱的声音和身影。他们的向往和梦想，他们的幸福和痛苦，他们的欢乐和尴尬，他们的爱和恨，都和生存的欲望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写作中我无法摆脱来自乡村生活的生命体验。《裸奔的年代》里的谭渔、《欲望与恐惧》里的吴西玉、《手的十种语言》里的黄秋雨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自从他们离开乡村那一天起，就开始在各种欲望的引诱下战战兢兢地朝着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方向艰难地行走。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的自身解放才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自我忏悔也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是对于谭渔、吴西玉、黄秋雨还是对于我，我们最深的恐惧可能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来自我们充满欲望的内心世界。
记者：您创作“欲望三部曲”整整用了20年时间。这三部作品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
墨白：《裸奔的年代》里的物理时间是“漫长的三天和两个短暂的季节”，《欲望与恐惧》和《手的十种语言》里的物理时间都只有两天，但这三部曲的心理时间的跨度都延伸到主人公的一生。小说叙事是为了表达对世界的认知，这和现实中个体的漫长的生命经历有关。现代小说的叙事有着非常复杂的成分。旧有的叙事观念是要讲一个故事，其实，小说最重要的叙事手法是由叙事所构成的悬念。小说的叙事悬念是由叙事的语感、人物的情绪、事件的象征、主题的隐喻、叙事结构等多种叙事元素构成的。我们平常说的故事，在现代小说叙事里只是构成小说叙事的一个基本元素，而小说的悬念是由像故事这样的多种元素所构成的，现代小说的叙事有着自身的哲学根基。
现代小说的叙事来自对时间和记忆的认识。时间与记忆是小说叙事的核心要素，生命所产生的意义是在时间与记忆的维度中展开的。在我们生命的现实里，时间是不可逆转的，但是，记忆却能使我们的生命重访过去。我们无法阻止物理时间“此刻”的稍纵即逝，只有通过记忆，通过小说的叙事，使我们曾经的时间获得物质性的重量。
记者：作为河南本土作家，您的小说始终怀有一种“颍河镇情结”。故乡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经验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墨白：我在《黑房间》里曾经画过一张颍河镇的方位图，在我的很多小说里都描写过颍河镇的格局。我小说里的颍河镇就是我出生的小镇，是一个源于真实感受之上的虚构的艺术世界。我的小说几乎都是以颍河镇为背景的，就连那些描写在城市和异乡的漂泊者的时候，他们的人生经历也都与颍河镇有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家园。我有意设置“颍河镇”这个符码，就是想借助“颍河镇”这个具有地理学坐标意义的虚构的地名，来接近我的文学目标。颍河镇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所房屋、每一棵小树、每一个人，都是我建造的材料。从出生起，我一直在那里生活了36年，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最初我只是本能地对自己所熟悉的那个镇子、对生活在那里的人进行关注。后来我从那个镇子里走出来，回头看时才清楚我所创造的这个镇子对我写作的重要性，我之所以要写她，是因为她和我血肉相连，是因为她给予了我生命，并哺育我成长。一个作家是不可能与他的文学家园分开的。
记者：您对以河南作家为主体的“中原作家群”的创作有什么评价?
墨白：中原文化对与中华民族的意义我们不言而喻，“中原作家群”的创作成绩我们也有目共睹。至于不足，不能用单一的目光来看待。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同时也会有自己的局限。但据我对“中原作家群”的了解，他们之中的优秀者都是站在整个人类的视角来观察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并努力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
记者：北京图博会上，中国作家馆举办了“文学中原崛起”系列主题活动。您对此有何感受?
墨白：这样的活动对图书出版很重要，通过活动可以树立形象。对于作家们来说，这样的活动重在参与。通过参与，我们就能对自身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文学创作是一项孤独而艰苦的精神创造，这种创造意义非凡。期待通过这样的活动能使我们创造的精神财富得到广泛的传播。我期望通过阅读来丰富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使我们生活的现实成为一个自由而高贵的精神国度。
记者：设立中国作家馆，也是中国作家协会推动我国图书出版和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举措。您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有何看法，认为其需在哪些方面加以努力?
墨白：建议国家设立一个翻译类的奖项，专门对把汉语言文学翻译成外文进行奖励。翻译是一项充满智力的辛苦劳动，同时也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保证。但作为一个作家，我想自己首先要做的还是怎样写好小说，相信所有尊重文学发展规律的作家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产生出世界一流的小说才是关键。如果你的小说翻译成外文和人家放在一起就低了半截，即便是“走出去”了也不行。我希望我们的文学不但敢于正视我们曾经的病痛，能够发出独立的、质疑的声音，而且能注重文本的价值，并通过文本为我们提供认识世界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