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2日下午三时，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著名作家莫言在高密市凤都国际酒店召开了媒体见面会。
凤凰网文化讯 2012年10月12日下午三时，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著名作家莫言在高密市凤都国际酒店召开了媒体见面会，与国内外记者分享了获奖后的感受，并回答了在场记者关于党派、政治、钓鱼岛、莫言热等的提问，凤凰网文化记者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进行了报道。在记者会上，莫言表示，自己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哪一个党派服务的，也不是为了哪一个团体服务的。在回应有关抄写《延安文艺讲话》争议时，他表示并不后悔，因为它有合理成分。
以下是记者会主要答问实录：
记者：首先恭喜莫言老师。就是有一些中国的艺术家，他们说莫老师跟共产党的关系有些密切，就是因为您参加作协，而且今年就是又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然后有些艺术家就说，莫老师站在权力的角度去看社会，然后我想问莫老师，他们这样的批评有道理吗?
莫言：这样的批评从他们的角度来讲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对我来讲，有的是没有道理的。难道抄写延安《讲话》就是不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吗?
我上个月在上海也着重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有一个日本的作家阿刀田高在跟我对谈的时候他说过，他知道文学是干什么的和为什么干，原因是因为他读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然后他就问我，你对这个《讲话》怎么看，我说这是一个在网上炒了很久的问题，而且也是让我挨了很多骂的问题。
因为毛泽东的《讲话》是历史文献，他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这样一个文献在当时那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对被推翻腐朽的政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讲话》，会感觉到它有巨大的局限，这种局限就在于这个《讲话》过分的强调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过分的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
我们这一批作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后来所有的创作都是在突破这个局限，我相信有很多批评我的人是没有看过我的书，如果他们看过我的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也就是说我的作品是跟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要突破这个《讲话》的限制，并不意味着我把这个《讲话》全部否定，因为我认为这个《讲话》还有它合理的成分。比如他讲普及跟提高的关系，他说你不能老唱《小放牛》，你还有《阳春白雪》是吧，讲这个民间艺术跟外来艺术的关系，讲生活跟艺术的关系，他讲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他讲作家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些东西我还是认可的。
因此我抄了这个《讲话》，而且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这个人是比较模糊的，比较麻木，我不像某些人那样，有那么敏感的政治嗅觉。我当时觉得就是大家要出一本书，然后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让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后来这件事情发展这么大，出了这么多的批评、意见和辱骂，这是超出我意料的。
我至今认为，我抄了，我不后悔，我觉得我抄这个《讲话》，跟我的创作没有什么矛盾，我抄他的，是因为他里面有合理的成分，我突破他，是因为他已经不能满足我创作的心灵需要。
和中共关系是否过于紧密，您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诺贝尔文学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来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是根据他文学的气质、文学的特质来决定是不是给他奖项，诺贝尔在历史上曾将奖杯颁发给过法国共产党员萨特、苏联共产党员肖洛霍夫等。可他们的作品依然是经典，依然是在被千百万人阅读。
我在中国工作，我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写作，但是，我的作品是不能用党派来限制的，我的写作从80年代开始，就非常明确的是站在人格角度上。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早已突破了这种阶级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说。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那么很多人认为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和共产党关系比较密切，就不应该获得诺贝尔奖，我觉得这也是很难有说服力。
这次文学院把这个奖授给了我，我觉得这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如果按照政治奖的胜利，我是不能得这个奖，也得不了个奖。所以现在说明瑞典文学院比发这些议论的人要高明，这个奖是文学的奖项，我因为文学而获得了这个奖项。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要跟共产党的关系密切和不密切，有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用什么来衡量密切。我也知道很多在网上批评我的人，他们本身也是共产党人。他们本身也在体制内工作，有的人甚至在体制内获得了很大的好处，那么就认为我就是跟共产党密切他们不密切，这个我觉得也是莫名其妙。我的一点观念是，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哪一个党派服务的，也不是为了哪一个团体服务的，作家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人的命运，人的情感，然后做出判断。
如果这些人读过我说的书，或者在座的朋友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凌厉的，也非常严肃的，我在80年代的写的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我认为的一切不公正的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如果仅仅认为我没有在什么样的声明上签名，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批判性的作家，是一个官方的作家，那这种批评没有道理的。
记者：莫老师您好，您有没有看过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的一些着作，或者其他的瑞典作家的着作，您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莫言：瑞典诗人特兰斯特罗默的诗，我读过一些，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写的诗不多，但是几乎每一篇都是精品，质量非常高。当然我想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还可能使他的很多艺术品质没有得到非常完美的表现，仅仅就我们看到的翻译版本，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我对瑞典了解甚少，只去过一次，走马观花，所以关于瑞典社会或者其他方面东西说不出一个究竟来。
记者：莫老师您好，我是山东电视台的记者，我知道您的故乡山东高密是您的作品中非常重要的创作素材，这个跟获奖有什么样的联系，您今后的创作方向是否会有所变化?
莫言：作家对故乡的关系实际上跟所有人对故乡的关系都一样，当你在这个土地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跟你的密切的联系，一旦当你离开这个地方，你就会产生一种魂牵梦绕的感受。对作家来讲可能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尤其像我这种以“乡土”为主要风格的作家，所以我早期的作品中人物、语言、事件等都是取自于乡土，乡土对我的依赖性更强。乡土也不是永远写不尽的，如果要不断的写乡土就要对乡土的变化了如指掌，深入了解乡土的气质，对乡土发生的变化非常的清楚，然后才可能持续不断地写。
记者：莫老师您好，我是中新社的记者，这次您获奖以后网络上有很多言论说您会引起一些莫言热以及文学热，您希不希望这样的现象发生?另外您认为中国文学健康的发展在接下来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莫言：我不希望引起莫言热，如果不幸引起的话，我希望这个热尽快冷却，顶多一个月，或者尽快忘掉这件事情。由此会不会引起一种文学的热情这个我很期待，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阅读文学作品、写作文学作品，也希望更多的读者读书。当然我也希望作家能够更加努力的创作，写出不愧于读者，值得阅读的小说或者诗歌等。
记者：莫老师您好，我是香港无线电视台的记者，虽然您很多作品都是以家乡为主的，但是现在您有很长时间在北京工作，未来的作品有没有可能以城市为主?
莫言：我的小说确实是写了很多的农村题材，还有我本人也在城市里生活很多年，但是实际上我后来写作里面城市对我的影响也已经在小说里得到了体现，但是我没有把它完全放在一个明确的背景里，北京或者香港或者上海，还是写到很多在乡土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城市，也就说我的乡土文学已经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有了很大的变化，它已经是变化的乡土，已经是城镇化的乡土，这样城镇化的乡土在大城市的生活当中有区别，但是已经区别不大，所以你如果说我一直是一个乡土作家，那么严格地说，也是不太能够让我服气的。
记者：会有机会到香港去吗?
莫言：会去的，一定会去的。
记者：我是香港电台的记者，想问老师两个问题，第一是老师怎么看中国出版自由问题，这国家真的是自己想出什么就出版什么吗?另外你怎么看现在的中日关系发展，还有您有两本书，都是讲计划生育问题，你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
莫言：出版自由和出版不自由这实际上都是相对而言的，我觉得在很多海外的国家里面涉及到宗教问题的时候，有的出版也受到限制，经常因为一本书引发一个族群强烈抗议的事件，这个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中国的小说写作、小说出版你说他完全自由，当然这不是。因为，在我们过去的十几年里几十年里确实有一些书被拉出来点名，有的书会被有关部门通知出版社停止印刷，但是你如果读一下现在那些公开的出版的书，然后再读一下我们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公开出版的书，你就会发现这种出版的宽度已经放宽到令人惊讶的地步。
我们对中日关于钓鱼岛争端的问题，首先我觉得争端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没有争端的话那干嘛会闹得这么大。而且我想要完全解决争端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打一仗，中国胜了日本败了，争端就解决了吗?日本败了他就会承认中国的合法主权么，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战争也解决不了争端问题，那么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按照上个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的时候，老一代的中日两国领导人采取的比较高明的措施：搁置争端，先谈友谊。你把他放在一个地方也影响不了两国人的睡眠和吃饭，甚至这个地方可以让鱼类生活的更好一点。
我去过韩国和朝鲜的三八线，这个三八线是无人区，两国谁也不能过去，这个地方就成为动物的天堂，全是鸟，全是野猪，树木非常的繁茂。所以搁置争端有时候这个功能是很好的，海洋上的争端暂时搁置一下有时候也是鱼类的福音。现在人类捕鱼捕的这么疯狂，有一个争端的地方谁都别进，让鱼过去，鱼类会感谢人们，感谢你们。
记者：您好，我是大众网的记者，您在微博中说到“感谢朋友对我的肯定，也感谢朋友对我的批评，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人心也看到了我自己”，您看到什么样的人心，看到什么样的自己?
莫言：关于诺贝尔奖网上的争论大概持续20多天了，甚至更长时间，我也没有刻意去留意，只偶尔上网看到各种各样的意见，有的是挺我的，有的是批评我的。批评我的意见，刚才法新社记者也提到了，我抄了延安讲话等等，有一些谩骂，甚至都人身攻击了，这个我忽略不计了。但是有一些对我艺术上的批评，比如批评我的小说语言“泥沙俱下”，我的小说立意不高，我的小说存在很多地方上的重复等等。艺术上的批评当然是对我的帮助，可以让我的创作提高准确度，避免错误避免缺陷，挺我的人就是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对我的爱护，希望我能够获得这个奖项等等。
就像我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人发表各样各种的言论，这不是言为心声吗，就见到了人心，见到了自我。我过去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喜欢，也不知道有这么多人讨厌我，甚至仇恨我。因为在过去的时代里一个作家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只有在互联网时代、在微博时代，作家获得了这样的机会，有了这么一个平台，有了这么一个话头，然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多人喜欢我，喜欢我的作品。原来这么多人对我咬牙切齿，原来这么人对我的作品有这么中肯、这么尖锐的合理的批评意见，是通过这个我才认识到人心和自我。
记者：莫言老师，我想问一下，就像刚才法新社问到关于体制类的问题，您也说您现在的作品也在批判社会的黑暗面。当您作为一个作家，作品存在争议的时候，您有没有考虑过，像高行健一样离开这个国家呢?
莫言：我离开这个国家干吗，我连高密都不想离开，我就想待在高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生我养我，我熟悉这个地方，这里朋友很多，这里的食物特别适合我，所以我不会离开。而且我也认为，一个人他有各样各种选择的自由，选择离开中国到国外去生活去写作，我觉得也很好。有的人选择留在他的故土写作，这也很好。你不要认为谁出去，谁就是不爱国，谁没有出去谁就爱国，这都是非常片面的认识。谁愿意走就走，谁不愿意走也不要强迫人家。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是孔夫子的教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的，“己之所欲，强施于人”也对吗?你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好，你觉得羊肉特别好吃，你让一个不吃羊肉的人吃羊肉对吗?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他自己认为好，他就可以这样做。
记者：各位好，我们是香港文汇报的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假如您向全世界的读者推荐一本汉语言文学的文学着作，包括古代的、现当代的、也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大陆的，您会推荐哪一本?当然您可以推荐您自己的。第二个就是今年12月底您会去瑞典接受这个奖，您现在开始酝酿这个发表演讲的稿子吗?您会讲些什么?谢谢。
莫言：在浩如烟海的书，推荐一本简直是一个要命的问题，因为起码有几十本书一样好，甚至有几百本书一样好，所以这个问题我就不回答了。那么至于去瑞典领奖我当然会去，而且演讲也会讲，但是在上来讲什么我还没有完全想好。所以今天出席一个这样的记者招待会，我也不愿说，我觉得这种即兴的回答，往往不符合严密性，表达的意思也许没有完整的表达，或者对记者们的问题没有完全地理解，往往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我想在瑞典的演讲需要写一篇讲稿，但现在无法透露，因为没有想好。如果我现在把所有的想法都告诉你，那我就可以不去瑞典，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