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鲁敏的创作，任何评论都不可能离开“东坝系列”。在她的笔下，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中国在“东坝系列”中徐徐展开，而且带有浓重的乌托邦意味：东坝，日月缓慢，生死持重、人情相亲。这是与真实世界背道而驰的去处，也算是“对照记”，对照我们而今两手抓得满满的这些速度、效率、成功、精明、博弈等等。鲁敏说：“我所描绘的这个东坝更多是一个审美的存在，是世风道德的无邪期，对步入了肮脏成年期的时代来说，是对逝去美好的悼念与追怀。”

　　从1998年第一篇小说开始，鲁敏写了12年的中短篇小说。2010年，她的短篇小说《伴宴》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排名短篇首位。《伴宴》的获奖，给了鲁敏更多的动力，“东坝故事”却就此按下了暂停键，鲁敏认为，对于灵感的自我暴动，她必须信任其直觉与方向，信马由缰，去往下一个寸草未生的荒芜处，开辟新的疆域。

　　从《戒指》、《博情书》、《此情无法投递》等到新作《六人晚餐》，鲁敏的每一部长篇，都在用力地突破自我。尤其在《六人晚餐》中，她采取了六重视角，通过6个人物的视角打乱了固有的模式，使人在阅读中会感受到一种智力上的愉悦。

　　读书报：是什么原因促成你的写作?最早发表的作品是小说还是其它?

　　鲁敏：我最初只是写些随笔和书评，在《艺术世界》、《书与人》、《美文》这些地方，我还记得第一回拿稿费，我高高兴兴地买了几两小笼汤包回家“献给”妈妈和妹妹，那似乎是我们母女三人最开心的瞬间。至今，对小笼包，我都还存有一种亲切的略有伤感的情绪。

　　真正写起小说，可能跟我家庭里的一些变故有关，也跟我对复杂人性的贪求有关，对虚妄生活的恐慌有关。每一个人，他的身份、语调、笑容并不真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目光所及的外表之后，他们有着另外的感情和身世，每个人都有一团影子那样黑乎乎的秘密，我渴望寻找一条绳子，把我从虚妄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同时进入人们的秘密，进入命运的核心。

　　最初的作品《寻找李麦》寄给了《小说家》(即现在的《小说月报·原创版》)杂志，时任主编的康伟杰老师说我写得不错，很快发表。随后，当时在《十月》的周晓枫约了我两个短篇，她再配一个评论，在《十月》推新人的“新干线”栏目。就这么的，一步步写。到今天，我已经写了14年了，现在看来，我也许算是找对了这条绳子。

　　读书报：评论界很看重你的“东坝系列”。你如何看待真实的乡村生活?你笔下的乡村生活是表达乡村真实的生存处境吗?我想也融入了你的思考或理想?

　　鲁敏：整个东坝系列如野草生长，浑朴不自知，许多人至今仍然会重提这些作品，评论界甚至认为我发掘和建树了我的“邮票大小的故乡”，但我想这个成功跟读者对古典乡土叙事的浓厚情感有关，这在中国文学里是一个大传统，是一种童年式的审美，有距离，有温度，有一种悠远田园的自我催眠。这种审美有历史传统，这是它的优点，也是缺点——很难创造出新的审美价值。

　　读书报：在创作上，你有过怎样成功或不成功的探索，能否分享一下?

　　鲁敏：可能表面看，我的写作还算顺利，但这个顺利是不可靠的，实际上，内心的困苦从未间断，我与写作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从来达不到真正的心满意足，每一个与之相关的夜晚都是艰难而结结巴巴的。也许以灵感为生就是这样，难以拥有真正的宁静，时刻经受着对庸常的警惕与惧怕、对才华的自我打击与否定。

　　在转为都市“暗疾”系列时，最初，我感到了障碍，因为这一主题比较的五味杂陈、复杂、沉重、世故，带有青春末期的荷尔蒙气息，又有点风不知往哪个方向的茫然感。我得忘掉原有的技艺，完全像一个生手，小心翼翼地处理，尊重并追随某种明暗规律，以及不可侵犯的歧义性。也许，这正是小说深处的秘密景致之一，我走了很久，好像才依稀看到一角，从光照不足的人性皱褶处，摘取这些从伟大的“现代化”生活中滋生出来的增生品，像包裹沙粒的珍珠，我摘到了《暗疾》、《铁血信鸽》、《惹尘埃》、《死迷藏》、《不食》、《谢伯茂之死》等，这些作品，虽有建树，但也存有不少破绽。不过，我珍爱这一摇摇晃晃、艰难前行的过程。中国都市小说方兴未艾，有着很大的空间，我想在这个方向有更多的努力和呈现。

　　读书报：《六人晚餐》中，为何采取这样六重视角?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弱者，每个人的命运都很悲凉。你有怎么样的考虑?

　　鲁敏：现在这个六重视角，被说成是“六扇门”、“六棱镜”、“立体魔方”等，其实初稿在写到五分之三时，都还是传统的全知全能视角、并且是按时间先后顺序一路写下来。但回头审视时，我感到厌倦与不满意。小说中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孤独、隔阂而又充满热烈的幻想，我的视角不该全知全能，那太简单也太冷淡了，我必须全心全意地化身为他(她)，从他(她)的身影里出发，成为一个局限的、被蒙蔽的人，我们要一起在暴雨中淋个透。

　　由此，我决心推翻打乱重来，以表面上的第三人称、从每一个人物的个体视角分为六个篇章，不同的事件、情节、因果由不同的叙述主体去承担推进与展开的任务。

　　说到底，技术上的舍易求难不仅是对自己能力的挑战，其实也是对长篇这一体裁应有的敬重。很高兴我的这个努力得到了肯定。我相信，更多的读者会在对《六人晚餐》的阅读中感受到一种智力上的愉悦。

　　读书报：《六人晚餐》中有不少的“作家声音”，由一些细节引发开的联想、议论，都很精彩。这么安排，是出于怎样的构思?

　　鲁敏：对，在六人视角外，我还随时加入画外音，一个即兴展开议论与感慨的叙述者之声——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写作特点，以前在中短篇里就有多次尝试，这次继续毫无保留地加以放大。隐匿的零度叙事是一种表现，但主观化的、富有性格的叙事也是一种风格。

　　我一直认为，写作手法永无定式，需要各种现代性的打破与加入，需要强烈风格化、带有识别度的尝试与发挥。这是“我”的故事，这是“我”在讲述人物与他们的命运。

　　读书报：如果说，你过去的小说缺乏“史”的意识，那么在这部作品中，你尝试了对于时代对于当下的把握，就你看来，一位作家应该与当下保持怎样的关系?对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应该有什么程度的关心?

　　鲁敏：对，跟您一样，有一些评论文章中提到，《六人晚餐》对于特定区域、特定年代、特定事件的定位有一种“史”的意识，但又以“个人命运”的形式来呈现。我的想法是，“史”是必须的背景，是环境与基调，但我会以加长的“特写”镜头，把当中的人物、他们的表情、细部的动作拉到最前面，紧贴着，听人物的呼吸。我非常重视“史”，但会把“史”设在后台。

　　读书报：有评论说，“鲁敏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自觉的把小说当做艺术来经营的时期，说明她是很留心的，在小说的形式感方面她有了非常自觉的一个构造。”我怎么觉得，这评价有点匠气?你真的是这么经营小说?

　　鲁敏：如果在二十来岁，对这个评介，我会介意并反思，但到了三十大几，我觉得这是个好评价。写作是有阶段性的，早期更发乎天然、随性而至，如同无心插柳，不会经营也不必经营;但到一定阶段，像对待任何艺术创造一样，必须研究、思考、经营。写小说是感性和激情的，或是常言所谓灵感的灵性的，但同样肯定的，必须有理性与智性的充分参与。而且，经营与构造小说，其最高的目的与境界仍然是尊重小说写作本身的规律，使小说仅仅表现为小说，而不是技术表演场或思想实验田。(本报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