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言

　　初见周思言先生，往往会使人感到他有点“狂”，其实，他是个既直率又谦逊的人。他的“狂”，更多的是他书法作品中那一个个字所流露出来的“刚”气。读他的字，你无法不被吸引，字如其人，所以看到他字的人，都会以为他是个“狂”的人，实际上，他只是“字狂”，人绝对不狂。他在2011年新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思言楷书岳阳楼记》的“自序”中，就认为自己“现年近花甲，尤觉书海无涯、学知不足，遂心趋平淡、行为中正”。大凡持中正平和的人，艺术创作中的“刚气”是有的，做人的“狂气”则绝对不会有。

　　叩拜名师，字写端正

　　周思言于1950年12月出生于上海黄浦区一个前富商之家，待到他懂事，家道已经败落，这样，他身上虽然有着商贾的“基因”，但已没有从商赚钱的兴趣。8岁时，小小的周思言就产生了一种写毛笔字的冲动和爱好，很想有机会学习书法。在老师的指导下，他拿起了毛笔，学着大人的样子写字。但没过多久，便到了1966年6月“文革”发生，风暴很快刮到了周思言所在的小学，学校被迫停课闹起了“革命”。以后又复课，虽然勉强捱到初中，但写毛笔字的兴趣却被搁浅了。作为68届的初中毕业生，只能顺着上山下乡“一片红”大潮起落，于1969年被分配到原南汇县下沙公社插队，当了一名务农的知青。

　　好不容易，周思言等到了“文革”结束，之后，他有机会上调到南汇一家国营企业，捧上了“铁饭碗”，有了8小时外的业余时间。于是，周思言开始“闲暇思写字”，小时候学书法的梦，又开始“折腾”他了。怎么办?为了圆自己那挥之不去的“写字”之梦，他下决心拜师学艺。

　　1979年开始，他先后拜刘小晴(现为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吴建贤(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两位书法大家为师，正式向老师学习写字的运气、用腕、笔力等基本功。拜师时，为了体现自己的虔诚，还在仪式上向老师磕过三个响头，这种叩拜，既是敬师之礼，也是在向老师表达决心。他说：“这个时候我生出一个想法，就是既然拜了师，就要把字写好、写‘出道’;否则这就是在亵渎老师。我认为，没有决心的人根本就不该去拜，你就是在浪费老师的时间和精力嘛。”

　　从此，周思言便踏踏实实地在书法园地上辛勤耕作，刻苦临帖、练字。为了全面掌握技艺，他既练行书、楷书，也练较难的隶书、草书，还学写篆草。1984年，他为了集中精力写好字，最终辞去了工厂里的工作，当时他每月只有80元人民币的收入，但始终痴情不改。从这时起到九十年代上半叶，是他在书法上磨练打基础的时期，他练得很苦，自觉把家里的书房当作“牢笼”，整天不出门，电视不看，报刊不看，成为“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日夜活动就是写字，有时甚至会一个礼拜不出门。这一时期，他把最主要精力放在练写楷书上，这似让人不解，因为在人们眼里，楷书只是“最初级”的字，有作为的书法家，学写楷书仅是“敲门”，以后写顺了，总要向行、草、隶、篆等方面发展。为什么?因为楷书以工整为共性，较难体现出各人自己的个性来，况且欧(阳修)、柳(公权)、颜(真卿)等这些大家已把楷体推向峰顶、极致，谁还能独辟蹊径超越?但周思言就是这么“一根筋”，他脑子里树立起一个信条：想在楷书上超越晋、唐、宋以来的大师，是痴人做梦，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把汉字写得端正些，总是没错的。”正是这根“筋”，时时刻刻地在激励着他拼命攻练楷书，打牢楷书的基础，决意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在学习颜、柳、欧各家特点的基础上，写出自己的楷书味道。当然，最初他并不奢望自己能“楷书开派”，但写的时间长了，便逐渐摸索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自己的独特写法。他经常去向刘小晴、吴建贤两位老师请教，老师也总是不吝给予指点，肯定他好的方面，帮他纠正缺点，给他指点前进方向。对此，周思言深有体会，他说：“拜师就要拜高师、真师;老师高明，学生学习的起点就会高。”周思言对师恩一直铭记在心，他对刘小晴、吴建贤两位老师始终尊崇有加，认为是他们把自己领入书法艺术之门的。他曾对刘小晴先生说：“我拜到你，是我的‘运气’好;你收到我，是你的‘手气’好，因为我执着，不会半途而废。”

　　为钓鱼台国宾馆书写的楷行书

　　潜心书艺、十年闭关

　　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周思言在书法之路上已经很有一些成就了，他还在上海书画出版社担任了《书法》杂志兼职编辑。1994年时，有一天他去看望老师刘小晴，希望老师指点。刘小晴对他说：“思言，你年年参加全国的书法大展，获得的一等奖已够多了，又成了中国书协会员。不过，我看光是有这些还没用，因为你的字还没写好。”这话震动了周思言，他认为老师批评得对，我虽然正楷、楷行写得还可以，频频得奖，但还没有从根本上实现自我超越。从老师处回家后，他发下一个狠心：一定要把楷书练好。为此，他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立即辞去当了两年的《书法》杂志编辑，回家练字。这一举动，使书法界许多人都感到不理解和惋惜，上海书法家协会主席周志高先生至今还很感慨，他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思言应上海书画出版社之邀，曾任《书法》杂志兼职编辑，凡两年。一日，忽请谢辞，人多不解。其答曰：‘诸位皆方丈、法师，在下则小沙弥，故须闻鸡起舞、面壁十年。’吾闻，乃刮目视之。”(引自商务印书馆出版《周思言楷书岳阳楼记》“序言一”)看来，这个书法界“小沙弥”，胸中装的是“方丈”、“法师”境界。

　　周思言的成就，来自他那一股对自己、对艺术的狠劲、执着劲。他把老师的评语，当作是指点迷津，从那时起，周思言复又成为“桃花源”中人，整整十年专攻楷书，整天写字，开始了他自称为“十年面壁”的闭门“修炼”，不外出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潜心静气，把自己雪藏起来，天天揣摩、感悟。这一时期，他在临帖时，痴迷上了南宋孝宗时的书法大家张即之(1186年—1263年)的楷书。张即之，字温夫，号樗寮，曾官司农寺丞，授直秘书阁，其书法艺术大气，参欧阳询、米芾笔意而自运，挺峻峭丽，书闻天下，明代人称其书学米元章，而变以奇劲，有春花秋水之势。后来有人称周思言的字，气足、笔力强、变化多，看来，他是吃透了张即之“奇劲”精神的的精髓，在笔力上下了真功夫。

　　他在临摹中感受到张即之书法艺术中的神韵，认为张即之的每个字、甚至每一笔都出神入化，是一个高文化品位的境界，故他自称学习了张即之以后，技法进步找到了突破口，越练，越感到自已的不足，还悟出了一连串的道理：起步阶段，初学三分像，若止步满足，到处“表演”，便毁了前程;提升阶段，越学越露拙，若坚持苦练，才能进一步;成就阶段，天分加勤奋，虚心不狂，才能有出息;神如阶段(即妙往境界)，须取百家之长，独成一体，为后世垂范，方可称当代大家(大师)。而这最后一个境界，并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达到的，只能作为许许多多从事书法艺术工作者永不停歇的追求目标。周思言自己说，他学习书法，“欧褚颜为功夫，张即之促突发”，可见这段时期他对张即之的崇拜和学习功夫之大。

　　为了掌握张即之的“奇劲”，加强笔下的力度，他摸索出运笔写字要实现“八面出风”的理念，也就是说，写字时运用的功和力，要像“米”字那样，八面出风，八面向外发射力量，这样，运笔才会有力。为此，他不断调整自己握笔的方法，使其能适应“八面出风”的要求。他以张即之的楷书为基础，兼融颜体的刚劲、欧体的神韵、柳体的工秀，使其外秀内刚、秀刚相融，从而自成一家。一次，恩师刘小晴看了他的字，脱口而出说了句：“思言，你现在是‘楷书开派’了。”当然，在老师面前，周思言从不敢言自创一派，但他想让楷书艺术在自己笔下能有新的面貌，却是内心强烈希望达到的心愿。为此，他以超过一般人的“狠劲”，不仅苦练大楷，而且钻研中楷、小楷及榜书(匾额体特大号楷书)，尤其是他的榜书更富特点，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刚”。它的刚劲，几乎包含在点划撇捺之中，其可贵处之一是善用“枯笔”，使枯笔中不仅有一股狠劲、刚势，不拖泥带水，而且内蕴着一股浩然气韵，这气韵，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处处在字里行间存在，且往往是很自然的跃现，不带故意而为的拖沓，仿佛如有神助。故我读他的书法，给他按八个字：“运用之妙，存乎一‘气’”。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一气呵成，笔笔如锤，所以我又认为，他的“巨楷”是可以“称”得出分量的，如他为温州龙翔禅寺撰写的“大雄宝殿”、“万德庄严”巨匾，及为少林寺撰写的“千手观音殿”匾和“药师如来殿”匾，就有这股刚、雄之劲，不然，他怎敢抖胆为佛寺写大匾?

　　周思言的“刚楷”，能将秀气和刚劲结合起来，不仅避免了一般印刷体楷书呆板的毛病，而且变化多端，给人以一种灵秀之感。而这“刚楷”，既有别于常人心目中印刷体楷书的那种端庄秀美之容，又有别于颜楷的厚重霸气、柳楷的遒健幻化、欧楷的庄敬绝险、褚楷的婉逸丰秀。其正楷也，于规矩中求变化，于绚丽中见流采，纹丝不苟，八面透气，但又不失洒脱;其行楷，于变化中求规范，不搞花架子，每一笔划都有清晰“交代”，又不使人觉得过于灵动;其小楷，得赵孟頫之精秀，长于布局，矫捷淳敛。故刘小晴赞之曰：“思言书以楷法见胜，笔力雄健，如快马斫阵寓痛快于沉着之中，所谓行行有活法、字字见生幼，足可为世人立法也。”(刘小晴：《周思言楷书岳阳楼记》“序言二”)这种评价，当不是刘师对爱徒的专美，其实是很中肯而确如其分的鉴定。

　　周思言虽在练字、传扬上很耐寂寞，但他的字却频遇知音，一点也不寂寞。早在1993年，洛阳白马寺就收藏过他的对联;2008年11月，他应邀为温州重建的千年古刹龙翔寺(始建于公元502年)书写门额，每字高宽均达120厘米，同时还为该寺殿柱书写了一副长联。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在上海豫园参观时看到他的作品，一次就购买了2幅(楹联);著名画家蔡志忠收藏了他的作品后，还专门赠他一幅漫画做纪念。

　　自胜为强、不贪为宝

　　周思言有一句座右铭，叫做“自胜为强，不贪为宝”。他说，一个人要会“绝寡欲”，如果一个人有了大的贪欲，“老天爷”会用两大“法宝”整死你，这两大“法宝”，一个叫名，一个叫利：用虚名搞臭你，用多得无数的钞票压塌你。为什么他的心境如此平和?这与他常去佛寺访问、求知有关，中国佛教的禅宗，讲究清净无为，即树立平净的心境，不在繁闹的大千世界、物欲横流中迷失自己，实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境界，这就是心中有禅。他的书法作品，力求每个字都是“真货”，所以每次创作，他都屏息疑神，排除杂念，他的一些“大件”(多字)作品，常一气呵成，一稿定锤，如他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撰写的毛泽东词《沁园春·雪》和范仲淹的宏文《岳阳楼记》，写好后，没有修补过一个字，都是“原汁原味”。

　　作为书法家，尽管天天在家“面笔”练功，但他并不孤傲自妄，也不孤芳自赏，他认为搞艺术的人，首先要有真功夫、好口碑。他崇尚“朋友就是财富”的理念，因此，有时他会外出为普通老百姓服务，把这种服务称之为“广结善缘”，例如每年春节前的除夕早晨，他会到上海书城去写“福”字，免费送给热情的普通读者，已坚持长达了七年，每年都有二三百人获得他的吉详“福”字，他把这称之为另一种“烧头香”，是为大众祈福。去年，有个读者自称不富裕，但兴奋地告诉他：自己年年都来接收周思言的“福”字，也已经坚持七年了。周思言觉得碰到了真正的知音，握着对方的手感动地说：“你这么看重我的字，我很高兴，明年我要带一幅字来送给你!”他说，我没有大把钞票去施舍，只能广送福字，精神上给他们鼓励，给大家拜个早年，这叫做“撞无声头钟”。他还为《新闻晨报》读者送了一副对联曰：“瑞虎留福踏雪归山去(上联)，玉兔送书入城迎春来(下联)”，此对联在2011年2月1日发表于该报。

　　前些年，周思言曾经与台湾的漫画家蔡志忠一起到嵩山少林寺作画、写字，他们两个人可说是“不打不相识”。原来，周思言听人传言，蔡志忠先生曾“说过”大陆的书法好像并不怎么样。周思言便说：“既然如此，把台湾人书法拿来看看，也把我们的字送过去让他们看。”周思言送了一幅字给蔡志忠，蔡先生拍案叫好，便回赠了一幅漫画过来。后来蔡志忠到大陆来访问，他们便成为朋友。周思言应少林寺之邀去写字，蔡志忠也在嵩山，蔡志忠在少林寺被人认出，游客听说台湾的大师级人物蔡志忠到了，便围住他索求签名。蔡志忠面对大家的热情，蹲在地上签了好长时间，在宾馆与周思言谈起时，感慨地说：“我们都是欠人家情的人，没啥大本事，只能写字画画还情。”周思言很钦佩蔡志忠先生的为人、学问，也十分赞赏他的话，感慨地说：“对呀，名人都是苦人，好事也都是难事。”其实，周思言也是到处在还这人情债，他从内心里觉着就该一直还。那一次，周思言给少林寺留了10幅书法作品，照例仍是分文不取，因为他曾给自己订过一个“潜规则”：给寺院写字，是被公众欣赏的，所以决不收钱。

　　潜心修炼，终成正果

　　在书法艺术园地驰骋40多年来，周思言真正可以说是经潜心修炼，终成正果。前不久，他所创作的楷书精品《岳阳楼记》由北京商务印书馆破例投资出版，这是非常不容易获得的一种荣耀，因为这家中国资格最老的出版社(1897年创建于上海)，已经62年没出版过字帖作品了，这次出版周思言的作品，反复进行了论证，在很慎重的情况下才决定出版的。

　　多年来，周思言治学求严，周志高先生称赞他“律己甚严，指点作品，几近苛刻;求教方家，相当虔诚。”还称周思言“学艺四十余年，焚膏继晷，无日懈怠，倘以一言以蔽之：‘乐此不疲’也。”他所指评的周思言书法“方正阳刚，笔力遒劲”，即指周思言的楷书艺术。周思言的老师刘小晴素以楷书见长，是沈尹默先生以来上海楷书大家中之皎皎者。周思言师从刘小晴，自然亦坚持主攻楷书，他牢记着刘小晴先生的一句话，即“楷书要像行书那样写”。这话，周思言琢磨了好多年，他感到里边有哲理性，就是说，楷书固然要规范、规矩、端正，但这种“正规”不应是束缚，应当在创作中充分获得像行书那样的自由空间，这样，楷书才能写出自己的特色来，否则，便都变成了“临摹体”，那就是把创作变成“复印”了。周思言在楷书创作中，主要从笔力强度去体现，同时又不拘泥、不刻板，探索变化，因此，周思言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刚楷”特色。

　　当然，也有同行专家对他的某些字个体持不同意见，如他的三点水偏旁，常常将中间一点写得很大，有人认为太夸张。周思言依据自己的写字习惯，创造了这种写法，因为他的楷书以刚劲为主，但三点水偏旁按传统写法，就可能削弱了个别字的“刚气”，因此，他坚持此种写法，并不是为了把字写得“怪”，而是为了让字写得更加厚实、美观，如他所书的“渔”字，三点水偏旁中间一点加粗后，这种厚实感就很明显;而他的“汤”、“江”字以此种方法书写，生出稳如泰山之感。当然周思言也不是一味搞怪，其“泳”字、“洋”字就仍用传统写法，因为“泳”字若写得太厚重，则就在水上无法运动了。

　　近年，周思言不断应许多单位邀请外出讲课或创作书法作品。他曾到清华、北大的讲台去为大学师生讲授书法艺术，多次到许多单位去上书法课，又几次应邀赴部队与解放军官兵切磋书法艺术，受到军界人士重视和赞誉;他应北京中国外交学会之邀，为周恩来总理铜像题词书写了“交天下朋友，谋世界和平”十个大字，为几家佛寺撰写匾额，为昆明滇池大观楼以左笔书写四条屏的形式书写了那对著名的长联，在钓鱼台国宾馆书写楷书了诸葛亮《诫子书》及行书作品，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应邀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书写了他最得意的楷书作品毛泽东主席的《沁园春·雪》，此条幅3.6米长、1.6米宽，为大型书法作品，其笔力雄健，气势如虹，落笔婉畅灵动，于矜持中见秀美，圆熟中见郁然，端庄中映出刚勃，初看似中规中矩，细微处则无不变幻，已达出神入化之妙，堪称当代楷书中之“珍品”或“极品”。

　　我以为，在上海的书协会员中，周思言实可以聊称为“四不多一没有”，即：能为少林寺等名刹题匾的不多;连续九次获全国书法大赛一等奖的不多;能上清华、北大讲台讲授书法课的不多;能应邀赴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写字的不多;能让商务印书馆自行投资出版书法作品集的会员，除他之外目前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