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细述创作那些事

　　2014《妈阁是座城》、2012《补玉山居》、2011《陆犯焉识》、2009《寄居者》……从1986年至今，严歌苓已经出版了15部长篇小说、7部中短篇小说集，保持着年均一部小说的产量。与惊人的产量匹配的是颇高的销售额与可观的版权费。如果这张成绩单必须拿舒适的创作状态来换，她不情愿。

　　“我后面有五个出版社拿着鞭子在赶我，什么时候交稿什么时候交稿……不然出版社就一顿顿请吃饭，吃完回来觉得特内疚”，严歌苓怀念过去几年跟外交官丈夫在非洲、台北的时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无比怀念。

　　写《小姨多鹤》的时候，严歌苓去了三次日本，住在小山村里，请懂英文和日文的翻译陪着，听地道的日本老爷爷老婆婆讲故事，力求抓住日本女人的感觉。今年的新书《妈阁是座城》，写赌徒的故事，源于严歌苓对一夜输掉万贯家财然后消失的成功企业家感到匪夷所思。为真实描摹赌徒肖像，她去澳门学赌博，体会那种惊心动魄的感觉--输的痛心，赢的狂喜。也跟叠马仔聊天，观察他们的身份符号。“因为你要不懂赌钱的技术的话，你一定写不好一个赌徒”，她以写字为生，却担忧笔尖的仓促，“依照过去的节奏，我还会等到我再娴熟一点，把赌博的细节，赌徒的心理状态摸得再准确一点。”严歌苓喜欢的节奏是从容的--从容地选择和准备题材，从容地写出来。如今，她发现自己正在失去这种从容，并将其中主要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写作不断和影视发生关系。导演李安最早买下《少女小渔》的版权，之后李翰祥拿到了《女房东》，朱延平挑了《无非男女》，严歌苓觉得从这以后大家形成了一种误区，只要是她的作品就赶紧买，不买没了。就在前晚，她还收到影视公司的信，问她还有没有剩下的版权，无论是什么。

　　捍卫自由除了从容，严歌苓不愿失去的还有自由。在导演陈凯歌看来，严歌苓一直在作品中连贯地表达自由。《陆犯焉识》里的主人公陆焉识一直寻求一种知识分子式的自由，一辈子端庄的冯婉瑜在失忆之后终于可以自由地破口骂人。《扶桑》里的性奴隶，她内心的自由让她被践踏却无法被伤害。

　　“我正在捍卫文学写作的自由”，严歌苓用优雅的谈吐表达内心的坚定。和许多作家不同，她不爱看评论家对她作品的评价，担心人家说她这么写好，她下次就继续这样。因为冒出这样的念头，就意味着正在失去自由。基于同样的担忧，她不上微信、不写微博，不愿让别人的口舌左右自己的悲喜。住在美国增加了她的安全感，因为时差减少了被电话打扰的可能。但即便如此，写作的时候她也选择关机，把整个世界屏蔽在外，保持内心的独立清醒。

　　“我现在认为的一种自由，就是你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自己脑子，从来不可以不假思索地去接受，特别对搞艺术的和尊重知识的人来说应该这样。”这种独立让严歌苓对中美文学中所谓时髦的思潮都保持审慎与冷静，用侧目而视的姿态和眼光看待那些时兴、好卖的东西。

　　自满的人无法创作

　　写作《陆犯焉识》时，严歌苓很多次在深夜跟丈夫边喝红酒边哭，说自己没有才华了，无法完成这个作品。“我每写一本书都有两三次这种觉得这本书从头到尾是败笔，我写不下去了，我写完这个就江郎才尽”，回想过去的经历，她感叹创作者有很多想撞墙、打脑袋的时刻。“不能相信自己”是创作者一个极大的痛苦，他们有时脆弱到不堪一击。

　　严歌苓就这样处于“不敢相信自己”的状态度过了《陆犯焉识》的创作期，一会儿担心是否粮草不足，匆匆上路，一会儿删删改改，临交稿前又删掉十万字。完稿后她按照约定第一时间给张艺谋的文学策划周晓峰看，周看完后立刻从台湾打电话给严，泣不成声地说：“歌苓你…你**忒牛了”，这让刚刚被周否掉一个剧本的严歌苓感到心安。她由此想到作家拜伦。如果没有那位好友，拜伦所有的作品都会因为觉得不能见人而被自己烧掉，只有好友说“这是你最好的作品”。

　　严歌苓脆弱的痛苦还将继续，因为“一个创作者如果非常自满自信，他根本创作不了，他没有那么敏感”，她说。

　　创作改编电影只跟信任的导演合作

　　张艺谋拍的《归来》仅用原著最后三十页拍成一个爱情至上的故事片，删掉了一些角色，精简了太多故事，有人质疑失掉了书中的精髓和韵味。严歌苓却觉得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大陆的审查制度使影视人需要在狭窄的空间里去发挥创造力，绕过激流险滩。因此她对改编自己作品的影视剧没有太多苛责，只是相差太远的，她就不看。

　　虽然与影视的紧密联系让严歌苓感到一些匆忙与担忧，但改编合作的过程中，欣喜还是有的。通常，她只跟信任的导演合作，张艺谋、陈凯歌、陈冲、姜文……而这些导演里，跟严歌苓最合拍的是闺蜜陈冲。她们兴致相投，爱读同样的书，看同样的电影。每次从影院出来，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等谁先说第一句评论。“一般都是我还在很糊涂的时候她就有一句评论出来了，哎，我就觉得跟我心里想说但还没说出来的话很有默契”，严歌苓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