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恨我母亲，她一切仁慈全是装出来的，她的坚强也只是一时的义气，她跟我父亲比也就半斤八两。
作为一个畸形人，汪四千在第三次被人遗弃之后，终于名正言顺地开始了他的畸形人生——跟着吴婆乞讨，这似乎才应该是他真正的归宿，而一再被遗弃只是为了开始的新生活所做的一系列伏笔。在这里，畸形人开始显示他的优势，他成了吴婆发达的工具和善举的证明，并因此获得了火车站长允许他们进站乞讨的恩准。这便是福柯说的，畸形人对法律制度的挑战，他们因为残弱而被人施以同情，最终演变为一种生存手段。雨果的《笑面人》中的格温普兰靠他永远微笑的怪脸卖艺挣钱，印度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中与舍利姆、贾迈尔兄弟一起落入丐帮集团，不幸被毒瞎眼睛变为盲童靠卖唱乞讨的孩子都属这个群体。
而在这种畸形的生存状态中，因为环境情势的千差万别导致个体体验的不同。对于汪四千来说，跟着吴婆似乎也并不是一件坏事。首先他能享有同龄孩子享受不到的自由，尽管吴婆把他作为乞讨的砝码并为一口吃食与他发生争抢，但毕竟还有活路一条，尤其是当他再次看到母亲的活法，发现“母亲比老多辛苦，比吴婆也辛苦，比我更辛苦”之后，猛然了悟，原来正常的活法也很不易，这似乎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活法；但另一方面，他无法遏制对正常生活的向往和对另类生存的厌恶，这种厌恶混合着对风烛残年的吴婆即将老死的恐惧，对老多也想把他的残疾作为乞讨工具的厌恶，以及对来自同龄人的抵触的自卑。质而言之，这是一种心理上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体现和对孤独的深刻恐惧。在这里，不正常的人构成了对法律制度的威胁，从而获得了生存的便利，但他们的心理却是正常的，具备正常人的思维能力和一切需要。因此，后来野狗的出现也仅仅是提升了他的生存能力，却无法驱除他内心的恐惧，因为野狗和他一样处在孤独恐惧之中，两个惺惺相惜的人在一起只能使得这种感觉加倍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