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在北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本文原载《中国政协报》

1924年四五月，应中国学者梁启超、蔡元培之邀，泰戈尔率领代表团访问了北京。泰戈尔原计划是从北京到大连，然后从大连乘船东渡日本的，但当泰戈尔听徐志摩等人介绍山西的乡村建设搞得颇有特色，这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

泰戈尔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在印度，他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改革家。在自己的家乡，泰戈尔一直进行着一种乡村建设计划，主要内容是在农村设立学校、医疗队，加强畜牧业和手工业，并提倡全民性的文艺活动，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出路，教育能普及、文化能发展。因此，泰戈尔访华时希望在中国也能找到一块地方来实验这种改革计划，于是泰戈尔临时改变了自己的行程，在徐志摩的陪同下意欲专程访问太原。

泰戈尔要来太原访问的消息传到阎锡山耳中，他认为这是宣传他的所谓山西经验的大好机会，便安排人手精心组织了对泰戈尔的欢迎接待。

5月21日下午，泰戈尔偕英、美学者和随员四人(徐志摩一直陪同左右)，由山西外国文言学校卫西琴陪同，前来太原访问。

5月21日下午4点多，载着泰戈尔的火车徐徐驶进了正太路火车站。其时，到站欢迎的山西督军公署交际课英文秘书潘太初和山西省教育会等省城30多个群众团体的代表，在正太路火车站迎接他们。

泰戈尔走出车厢时，现场顿时一片沸腾。早有人点燃了喜庆的鞭炮，军乐队也奏响了欢快的迎宾曲。山西督军公署交际课英文秘书潘太初代表阎锡山专程前来欢迎，来自太原30多个群众团体的几百名代表纷纷涌上前去脱帽向泰戈尔致敬。泰戈尔和欢迎者不断地握手，热情地打招呼。出了正太车站后，泰戈尔即乘坐马车到督军公署花园外国文言学校稍事休息，随即由卫西琴、潘太初陪同前往山西督军公署访晤阎锡山。

在陪同人员的引导下，泰戈尔饶有兴致地观赏了督军公署的雕刻、孙中山真迹、斗拱等建筑，漫步过迷宫般的回廊、暗道、楼阁。他打着手势，风趣地对随行人员说:“我觉得住在这迷宫里的阎锡山更是个谜，让人回味无穷。”

当泰戈尔一行进到督署内北厅门口时，阎锡山已经等候在那里了。他留着两撇黑胡子，身穿黑缎布褂，脚穿黑布鞋，一副乡村学究打扮。没等泰戈尔说话，阎锡山先开了腔:“今天早上喜鹊呱呱叫，我想什就来什，就把你泰戈尔先生迎来了。”

宾主落座后交谈起哲学问题。泰戈尔问阎锡山:“您说中国是‘中道文化’，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概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呢？”阎锡山回答说:“不只上海、天津、北京找不到，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你们想要找，去乡村可以找到一点。”泰戈尔答应留下一位英国朋友住在太原半年研究这个问题。据阎锡山说，这个英国人在晋祠住了半年，离开太原时曾对阎锡山说:“在民间的交往上，伦理上与婚丧喜庆上，还能看出‘中道文化’来。”

阎锡山盛情邀请泰戈尔共进晚餐。为了表示自己的简朴家风，阎锡山请人吃饭从来不上大鱼大肉，就是“五盔四盘”招待。“五盔四盘”即五个热碗四个冷盘，五热为丸子、豆腐、猪肉烧粉条、豆芽、烧山药；四冷为熟牛肉、蒸藕根、芥根丝、腐干。这次泰戈尔吃的也是“五盔四盘”，外加一个玉米汤。主食有馍、糕和晋北的大米饭。泰戈尔非常新奇，吃得津津有味。

出于对客人的尊重，平时滴酒不沾的阎锡山破例陪泰戈尔喝了点杏花村汾酒，还打趣道:“我们山西人的理想是:首都迁到武乡；太原成中央；国酒汾阳王；国宴玉米汤；国语五台腔；国歌山西梆。”借着酒兴，阎锡山又夸耀了一番他正在山西推行的治晋方略:“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提倡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等所谓‘六政’，其中将村政建设作为施政重点。”

这时泰戈尔插话说，这次来山西，想找一块地方进行自己的乡村建设实验。阎锡山当场答应下来，同意把晋祠一带地方划给泰戈尔做实验基地。泰戈尔很高兴，立刻就委托徐志摩具体负责这件事。

泰戈尔到达太原之后，受到教育文化团体的普遍重视，阎锡山也做了安排。5月23日下午3时，泰戈尔应省教育会等团体的邀请，在文瀛湖公园大自省堂(现山西饭店花亭、水池，即原自省堂旧址)召开欢迎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界人士和大、中学生数千人，以至于自省堂门被挤坏、窗户玻璃被挤碎。

泰戈尔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山西人民的好客之情，表示非常感动和感谢。他怀着诚挚的心情中肯地说:“这次我由印度来到中国，又绕道前来山西，得与诸位在此谈话，我的心中实在欢喜。中国与印度，在世界上都是东方的古国，而中印的文化关系亦发生甚早，所以我到中国来，好像是到了第二故乡。”泰戈尔的讲话，不断被欢呼的群众所打断，受到听众的热烈鼓掌和欢迎。

这次与泰戈尔谈论哲学，成为阎锡山终生难忘的经历。他后来多次为干部讲话中都提及这次他和泰戈尔晤叙一事，语气中颇带自豪。1949年8月27日阎锡山在台湾主持孔子2500年诞辰纪念典礼的讲话中，又提到他和泰戈尔面谈一事。原话是:“二十余年前印度诗人泰戈尔到太原，他问我:东方文化是什么？我说是‘中’。他问我什么是‘中’？我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此‘种子’为不可思议、不能说明的，宇宙间只有个种子，造化也就是把握的这种‘种子’。假定地球上抽去万物的‘种子’，地球就成了枯朽；人事中失了‘中’，人类就陷于悲惨。”

令人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五年时间，徐志摩在写给泰戈尔私人秘书、农业专家恩厚之的信中说:当时中国政局动荡，政策多变，腐败、社会治安问题严峻，计划难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