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底，宋庆龄被确诊为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这时传来消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决定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对于此事，维多利亚大学十分重视。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学位。
5月初，维多利亚大学的校长率领相关人员，专程远道赶赴北京。这时的宋庆龄已经多日卧床，一直发着高烧，身体十分虚弱。
考虑到她的健康状况，有关部门建议，请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代表她接受学位证书。出于对远道而来的贵客们的尊重，宋庆龄拒绝了这个好意，坚持要亲自接受学位。于是大家又劝她在家里接受学位，以免路上的颠簸。对这一建议她依旧没有同意。
在宋庆龄眼里，接受学位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事，更是国家的事，她坚持要去人民大会堂出席仪式。
按照仪式安排，在接受学位后，宋庆龄还要发表讲话。由于担心她的身体支撑不住，在大家的劝说下，她在自己的寓所，事先用英语录制了答辞。工作人员找来三台录音机，同时对她的讲话进行录制，然后逐个放给她听。宋庆龄自己从中选定了一盘效果最好的。
由于病势沉重，宋庆龄已经不能像平时那样乘坐自己的轿车了。工作人员为她准备了一个装有四根活动提把的轮椅，并且借了一辆后开门的旅行车。5月8日，宋庆龄被扶上轮椅。工作人员用提把将轮椅平稳地抬上车。汽车缓缓驶到人民大会堂，宋庆龄就这样坐着轮椅来到了会场。
乐队高奏中加国歌，身着大礼服的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博士亲手将学位证书交到了宋庆龄手里。佩奇校长致辞后，宋庆龄没有允许工作人员播放她录制好的讲话，而是临时找来一份中文稿，亲自用清晰流利的英语致答辞。二十分钟的演讲精彩而得体。她说：“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做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崇敬和友谊的象征。”她温和灿烂的笑容，雍容大方的举止，使人无法想象她正在重病之中煎熬。在场的人们不会知道，这将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仪式圆满结束，宋庆龄却没有力气再坐在轮椅上。她被安置上担架，用救护车送回了后海的寓所。
当天晚上，宋庆龄虽然卧病在床，但她仍按照礼节，在住宅楼下的大餐厅举行家宴，款待加拿大客人。有关部门安排北京饭店的一些同志参加宴会的服务工作。对这些同志来说，这是他们的份内工作，是理应做好的。
然而，病势沉重的宋庆龄没有忘记对同志们表示自己的感谢。5月11日，她在病榻上口述，请秘书代笔给北京饭店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
5月8日在我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赠给荣誉博士学位时，让你店部分工作人员也辛苦了。他们(副经理、科长和干部、炊事和服务同志们)来到我家为宴会辛勤劳动。
为此，向他们致谢。
5月8日的宴会，得以顺利完成，外宾欢欣地告别，有赖于你们所出的一份力量。
我特地致谢并祝你们的业务在世界上赢得好评。
在这页信纸后，她还专门附了一份名单，仔细地开列了参加服务工作的18位同志的名字。
1981年5月12日清晨五点，病危中的宋庆龄突然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她对守在身边的保姆钟兴宝说：“扶我起来，我有事要做。”两个服务员搀扶她到了书房。她请钟兴宝帮她准备好笔墨。
原来，她心里还惦记着自己曾经答应过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要为《韬奋手迹》一书题写书名。
她慢慢地坐下来，凝聚起全身的力量，写了一幅。但由于身体虚弱，手抖得厉害，写出来的效果不够理想。于是她就坚持着又写了一幅，以便沈粹缜可以选用。宋庆龄靠工作人员的搀扶上床躺下，口里喃喃着：“我现在放心了。”这是她一生中最后一幅题词。
也就是在这一天，宋庆龄请工作人员安排一次宴会，她要专门酬谢精心护理她的医护人员。宴会结束后，钟兴宝到楼上卧室向她报告情况。宋庆龄躺在床上，拉着钟兴宝的手说：“这一件事，我总算称心了。”
1981年3月，宋庆龄的病情恶化，有关部门开始考虑她的丧事。
按照常理，宋庆龄应该与孙中山先生合葬。台湾也有些人推测，说她可能会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然而她在病中，却多次同亲近的朋友和身边工作的同志说，自己死后不要葬在中山陵，而要葬在为普通百姓服务的上海万国人民公墓。宋庆龄不愿借助丈夫的名望、地位，来提高自己的殡葬规格。这一年的2月21日，她在致友人的信中明确表示，她将葬在上海宋氏墓地上。她说：“在那里，朋友们会比在高耸的紫金山更容易找到。紫金山是只为真正伟大的人物服务的。”她不愿挤进中山陵分享中山先生的光辉，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为此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宋庆龄深爱的父母安葬在宋氏墓地。宋庆龄告诉杜述周：“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记得我家在那里有八穴地。”这八个墓穴是给宋耀如、倪珪贞夫妇和他们的六个子女：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准备的。1932年，宋庆龄曾与小弟弟宋子安在宋氏墓地合影。她在照片的背面亲笔写下“树长万代，叶落归根”八个字，表达了自己尊重家族约定、渴望团圆的心愿。
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151位革命前辈曾在一份题为《倡议实行火葬》的文书上亲笔签名。这份倡议书阐述了废除土葬、实行火葬的重要意义。其中最后一段文字是：“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但是，这是在党的会议上作出的倡议。宋庆龄当时不是党员，没有在上面签字。于是在她病危时，准备土葬还是火葬，就成为一个需要马上作出决定的问题。
根据那一代人的习惯，国家为她做了实行土葬的安排，立即着手为她置备棺木。宋庆龄是跨越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时期的革命领袖，当然要打制最上等的棺木。当时最为高贵的金丝楠木已经绝产，有关部门从雍和宫调出存放多年的木料，制作了中西合璧的棺木。宋庆龄逝世后，沈粹缜传达了1981年4月宋庆龄在病中对她的多次亲口叮嘱。沈粹缜说，宋庆龄明确表示，“她的父母都葬在上海，她热爱上海，她去世后一定要把骨灰盒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她父母身旁”。也就是说，宋庆龄支持殡葬改革，要火葬。最终，珍贵的金丝楠木棺没有使用，现仍存放在北京宋庆龄故居。
1981年2月5日，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因病去世。在安排李燕娥的后事时，宋庆龄安排将其下葬宋氏墓地。在指示如何安葬李燕娥时，宋庆龄指着宋氏墓地的图纸告诉沈粹缜，李姐的骨灰葬在左边，右边对应的墓穴是她自己的。因为是小辈，她和李燕娥的墓，都要比她父母的墓穴低一些。在给友人韩湘眉的信中，宋庆龄写道：“我可怜的燕娥在好几天以前由一些信得过的朋友陪同，在上海埋葬了，她的骨灰将埋在宋氏墓地。我死后，将长眠在我忠诚的同伴旁边。”
这种墓葬的安排是前所未有的。
宋庆龄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国民，把自己放在人民之中。在她的心里，从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她峻洁的品格、高尚的情操，将永远被后人敬仰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