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仰望星空”一词渐渐流行起来。究其原因，当然与温家宝总理发表在《人民日报》(2007年9月4日)上的那首诗《仰望星空》有关。他写道：“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同年5月14日，温总理还在同济大学对学生们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2010年以来，“仰望星空”的事情变得更加热烈了。2010年5月4日温总理去北大，一位学生写下“仰望星空”条幅相赠，温总理思索片刻，挥毫写下“脚踏实地”回赠;5月13日有消息说，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把温总理的《仰望星空》谱上曲子，作为校歌;6月高考，北京市的作文题，竟然是《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关注“仰望星空”的情绪也高涨起来。相关的论题纷纷出现，其中有疑问、有争议，但赞成的声音居多，追风的人数更多。很快地，“仰望”有了风靡的迹象，现在几乎随处都能见到它的踪影了。但是，冷静地想一想，围绕着“仰望星空”的概念，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思考。
首先，“仰望星空”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它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学者泰勒斯的一段故事。有一次，泰勒斯仰观天象，一不小心跌进井里。后人解说这段故事，有赞扬他“大行不顾细谨”，有批评他“只顾仰望天空，却没有看到脚下的土地”。一般说来，人们愿意用这段故事说明，做事情“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
其实“仰望星空”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行为，不同的人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感受。康德说：“我所敬畏的，天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凡·高在绘制《星空》时说：“宗教，可以说是我非常需要的。于是，夜晚我出去画星星。”2009年，幾米的新著《星空》出版。他写道：“我常常一个人，走很长的路，在起风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一片落叶。仰望星空，我想知道：有人正从世界的某个地方朝我走来吗?像光那样，从一颗星到达另外一颗星。”
你看，他们“仰望星空”，是何等的个性化，又是多么一致地充满了激情与诗意。因此，在哲学的意义上，“仰望星空”不应该成为一种概念化的训导。“星空”是一种崇高的象征，人类的仰望是为了“唤醒内心的光明，永远活出生命的诗意与尊严”(刘再复语)。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只有有那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我想，在这一层意义上解读温家宝同志的话，是否会更加贴切。
其次，关于“仰望星空”，温总理的呼吁与社会的强烈回应，也是有原因的。近十年来，我们的社会恰逢一个极端商业化的时代，一个实用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这样的现实，对于我国的文化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大学功能”建设，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已经滑向市场“培训部门”的道路。至于大学的精英教育，或曰贵族精神的培育，都受到鄙视和冷落。究其根源，一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出现了偏差，一味地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严重影响了文化建设的基本布局;再一是社会发展规律使然，因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原本就不是同步的，文化往往会落后于前两者的进程。
举一个例子。类似的社会现象，在资本主义的初期也曾经出现过。当时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战胜了封建贵族阶级，但是在文化上却迟迟没有占领统治地位。因为政治与经济的领导权，可以通过革命的手段获得;文化却不同，它更需要传承。没有文化，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很被动，他们被贵族的遗老遗少们骂为“暴发户”，他们被无产阶级攻击为道貌岸然、冷酷无情、伪善、剥削、金钱关系。“二战”以后，哈佛大学以《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为纲领，吹响了资产阶级自我改造的号角。实际上，它正是主张在大学中培养出一代“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是新一代精神贵族，他们后来成长为今日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
今天，我们提倡“仰望星空”，虽然与上述的社会性质不同，但在人类进步的意义上，是否可以找到相通之处呢?
最后，我们还需要思考一下“仰望星空”本义。一般人们喜欢把它理解为有理想、有远大抱负，或者把它曲解为空想、不现实、不脚踏实地、有些傻乎乎的人云云。说到“傻”，我想到当初泰勒斯掉到坑井里的时候，就有人说他傻;我还想到我们今天最推崇的“韬奋精神”，它的别解，正是高尔基赞美的“傻子精神”。在一个极端实用主义风行的时代，精明的人到处都是，泰勒斯式的傻子就显得珍贵了。
另外，“仰望星空”的对立项是什么呢?似乎是“脚踏实地”，其实不然，它们两者并不对立。究竟是什么?我一时答不出来。但是，我想到“贵族精神”一词，人们经常把它的对立项列为“平民精神”;后来刘再复先生说，错了，它的对立项是“奴才精神”!
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