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由包头返回北京,清晨时分车过延庆,车窗外正在落雨。偶尔瞥见了道边“狼山”这地名,精神为之一振。之后又与“青龙桥”这字样迎面相遇,瞥见了车站边的詹天佑墓;而后是居庸关。我对于地名,略有一点“文字敏感”,在日本看到“浅草”这地名,就不免望文生义,有某种意象浮出脑际。以往多在京城以南往返,那次由内蒙回京,初过京西一带,触目皆新鲜。在这干旱的华北平原,官厅水库算得上“巨浸”,却只能由列车上远远地看过去,未能去亲近那一片水罢了。
因系雨天,铁路沿线诸山烟云缭绕,尤其居庸关一带,矗立的高压输电线与亭阁并置在同一画面上,有一种奇异的情调。雨水冲刷着岩石,仅余了墙基的长城,贴在山脊上,蜿蜒接上了耸峙岭上的烽火台。这以砖石书写于“实地”的历史,在烟云缭绕间见出了深远。看着丛峦叠嶂间的“遗痕”。你不难想象工程的浩大,施工的艰难,只能赖有以生命为抵押的苦役犯的劳作。当然你还会想到,在这样的所在,军械、粮饷的运送,该有何等不易。
读明人的文字,往往遇到京畿诸关隘的字样,以及屡屡见诸明清之际文献、为兵家必争的古北口、墙子岭、喜峰口、一片石之类,总令人有异样的感觉,似乎看到了月光下铁甲刀兵的反光,嗅到了硝烟尘沙的气味。那些个地名各有故事,甚至重重叠叠的故事。崇祯十一年秋,清兵自墙子岭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曾大败李自成军于一片石,都不过是诸多故事中的一两则罢了。
崇祯九年,卢象昇以兵部左侍郎兼督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奏疏中说曾由居庸关历岔道、柳沟、永宁、刘斌堡、周四沟、黑汉岭、四海冶、火焰山、靖胡堡、滴水崖、宁远堡、长伸地、龙门所、牧马堡、镇安堡、青泉堡、两河口、镇宁口、独石口、廻环四百余里,其间大小隘口不下四十余处(《请增标营兵饷疏》,《卢忠肃公集》卷五)。另疏则说自己“从昌平、得胜口出柳沟、南山以达永宁、延庆州,登火焰山,历靖胡、宁远诸堡而抵独石、龙门、张家等口,直至万全、右卫、柴沟、新河,纡回曲折,尽一千三百里之长边,盖无处不到矣”(《处分协府将备疏》,同书卷六)。这一长串地名看得我眼花缭乱。但这明末名将却不是战死在他提到的那些个关隘堡寨,而是死在钜鹿贾庄、无遮无拦的冀南大平原上。当年有人哭卢象昇之死,说“遥望将军酣战处,贾庄落日起悲风”(《哭卢司马》,《卢忠肃公集》卷首)。卢氏如若说死于战场,毋宁说死于党争。知不可为而不得不为,不能不为,死得实在可惜。
我真的佩服那些晚明史专家,将其时犬牙交错的战场形势、头绪繁多的大小战役,梳理得井井有条。我读与战事有关的文献,记住的却往往是情境、人物,即使这次的过居庸关,想到的也不是某一次具体的战役,而是实地感受了这古战场的寂寥空旷;令我怦然心动的,是岩石上淋漓的水迹,闪亮的水光。其实我关于卢象昇、孙传庭,更为动心的,是其人的被置于“绝境”、“死地”时的悲情——仍然是以“文学”的方式读史。较之史实,兴趣始终更在人的境遇与命运。而对关隘阨塞这种“历史地理”环境的兴趣,固然来自文字历史,却也有可或多或少出于青少年时代培养的“英雄主义”的激情。这种激情虽然经了岁月的销蚀,却依然藏在了“内心”的某处,一旦读史,也就被唤起。在这种时候,你知道了自己的心还没有干冷。
自昔传说中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太多的战争。密布的关隘,无非天造地设又加了人工的战场。古人所谓的“山川形胜”,往往正是由军事的方面着眼。明代的王士性说“长安称关中,盖东有函关,西有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其他尚有大震关之在陇右,瓦亭关之在固原,骆谷关之在盩厔,子午关之在南山,蒲津关之在同州,豹头关之在汉中(《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拱卫长安,竟有如此多道关!
写过一篇关于明清之际的文字,题作“谈兵”,分析的是明人、尤其明末士人的兵事之谈以及谈兵者的心态。其实我的兴趣更在与“兵”有关的意象,写完了那一篇,也并没有增多关于“兵”的知识;每当触到与军事有关的地名,即如杜诗的“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总会有莫名的感动。刻印在史书中的那些字样,各各挟了一段烟尘,让人顿生莽苍辽远之想。曾经设想过携了史籍遍访天下雄关,尤其史书诗词中一再提到的诸关,即如被认为京师屏障的渝关(今山海关)、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以及陕地的大散关,山西的娘子关、宁武关、雁门关……这些个关,仅字面就对我有神秘的吸引,至今却除了居庸关、山海关、嘉峪关外,到过的惟有江西境内的梅关,曾在纪游文字中写到,说其地在今人看来,并非“雄关”,无险可以扼守。作为标志的关门雨迹斑驳,记得楹联写的是“梅止行人渴,关防暴客来”,据说系赣人所设,为粤人所不满;那拟想中的“暴客”,多半自南而来的吧。此门不知是何年月的旧物,今天尚无恙否?到过的诸关,山海关最称雄伟,嘉峪关则更苍凉,且格局完整,一组建筑,错落层叠。与三四友人站在城楼上,斜阳下四面临风,绵亘在远处的,是祁连山的雪峰。那种感觉,是游山海关时不曾体验的。山海关作为旅游景点太“热”,又经了粉刷油漆,而嘉峪关,至少我们登临之时,尚未加修缮,保留了较多“历史”的颜色。我的经验是,你不如满足于品味文字,不必定要踏勘那“实地”,若是你不想破坏酝酿已久的意境的话。
“关”在用来抵拒敌国外患之外,更经常的,或许是行政分割的标记。“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关”与“乡”一道,盛载了游子的乡思。交通日益便利,乡愁也就日见淡薄。明人称“绝塞”的,早已是人烟辐辏之区。去年春夏之交,到了瓜州古渡对岸的镇江,竟唤不起历史的沧桑感,无论乡愁。读城墙、读关,无非是在读刻写在砖石上的历史,读流经砖石的岁月,培养由“实物”感知历史的能力。砖石所记录的,是王朝的一部分历史;其粗糙的表层,正令人想到“历史”可触摸的质地。即如明朝,将最后挣扎的痕迹也留在了“墙”上,使后人的历史想象有所凭借。“实物历史”正在迅速消失,或被以商业目的改造。这种消失与改造不可避免地重塑着人们感知、想象历史的方式。这种更为隐蔽的改写历史的过程,往往为人所不觉。
据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顾炎武顺治十六年,出山海关,返,至永平之昌黎,著《营平二州史事》六卷,有《山海关》一首,《居庸关》二首,其中一联曰“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涧泉流鸟道悬”。顺治十七年、康熙元年、三年、八年、十六年,顾氏又前后五次到昌平。他一谒再谒的天寿山,乃明皇陵所在。说谒天寿山其实也就是谒明陵,亦一种“政治表态”的动作。年事渐高,我自己早已淡去了踏勘的雄心,也想不出该如何进行——是如谈迁似的“擔簦”步行,还是像顾炎武的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不可解的是,何以当年那“乱世”尚没有如今天这样严重的安全问题,以至你已不敢涉足人迹罕至之地——在这一点上,真不知是进步还是退步。最可靠的,自然还是神游于记述雄关险隘的文字之间。即使真到了“实地”,你所能感受的,也依然是“意象”,你个人的历史想象。如此看来,踏勘也不过是想象的触媒而已。
上一次去作为旅游景点的长城,已记不清是何时候。较之经了整修的古迹,倒不如去看残迹以至废墟。1980年代在西安参观兵马俑,令我心动的,是尚未充分开掘的部分。那些露出在土层外的兵士的头颅,残缺不全的肢体,令人不能不去想象血战之余“穴胸断脰”的惨烈。所见平遥、兴城的城墙,均经了整修。2002在山海关所见的墙,修补痕迹清晰可辨,合于文物保存的原则。这些段城墙自然各有故事;那些砖石始终在讲述着什么,只是我们有可能不善于倾听、或听而不闻罢了。我所见过的最雄伟的明代城墙在南京。1975年由城墙下走,只见苔痕斑驳,水迹纵横;2002年春重访该地,在玄武湖边所见的一段已过于整饬,不免令人生疑。坐在玄武湖边看明城墙,想到的却是不知有多少砖石是当年旧物,未免败坏了兴致。
毛泽东曾引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定鼎后持续地筑墙。明长城无非是规模最大的墙。明末边政,“边墙”是一个大题目。在今人想来,在广袤的松辽平原上,那些墙,真的不知道效用如何。读陈子龙等人所辑《皇明经世文编》,谈兵者关于边墙的主张针锋相对。反对的一方,理由就有,筑墙不过方便了消极避战:征之明末的战事,谁曰不然!读有关的记述,我想到的是其时的军人瑟缩于边墙之下,冀延一日之命,卢象昇就说过,“盖塞上一墙,便是华夷之界”,明军畏“夷”如虎,往往敌方“掩至门庭,犹然不觉”(《请饬秋防疏》,《卢忠肃公集》卷十)。明亡之际的事实证明了,无论关隘还是边墙(包括长城),以至当时的先进武器(火器),均不足以拯救一个颓败的王朝。最坚固的长城,本不是用砖石构筑的。
2003年“十一”长假,居民小区附近的“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整修后开放,曾与丈夫向东向西各走了一趟。东行游人渐少,那“城”也渐显。铺了草皮的土墙,虽不高峻,却壁立,草叶在阳光下的反光,若水之流泻。一路走过,令我难忘的也就是这段墙。
雨中过居庸关一些年后,记忆中那水光闪闪的岩石,仍清晰如昨。遥想当年,萧萧马鸣,猎猎旆旌——今人还能否由风中隐约听到铁马金戈的撞击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