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了解，止于他的诗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有些诗句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直至两三年过去都还记得。只是那时看书有个不大好的习惯，不习惯看序跋后记之类，外国文学更是很少留意译者为谁。看阿多尼斯诗选时同样如此。所以，在当时就错过了一个叫薛庆国的阿拉伯语翻译家。

　　或许，正像古代阿拉伯诗人的诗句那样：人如果久留一处，会令人司空见惯;何不离开一段时间，归来让人另眼相看。我对阿多尼斯的另眼相看，即始于他新近出版的文选——《在意义天际的写作》。可能是因为曾经有过一段诗歌写作的体验，日常读书中读过的诗人随笔不算少，除了寥寥几人的，让人司空见惯的实在太多;在面对《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时，另眼相看就显得尤其明显。

　　这本主要包含文化思想和诗歌理论随笔的文选，让我看到了在诗歌之外的阿多尼斯。此时方知，原来仅通过一本诗集对一个当今世界杰出诗人的了解，是如此贫乏。也就是在看《在意义天际的写作》时，我从书架上重新翻出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才发现诗选的译者也是薛庆国先生。两本书对应着阅读，才体会到译者所说的，阿尼多斯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诗人”。

　　多年以前，荷尔德林就曾在哀歌《面包和酒》中问到：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在面对伊斯兰教文化背景，阿多尼斯问出了“在这样的社会中，诗人能够做什么”。整本书的30多篇文章，似乎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但阿多尼斯想要阐释的当然远远不止这些。

　　作为思想家的诗人，阿多尼斯在面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不幸现状时，忧愤和哀伤缘于他对国家和民族的爱，所谓爱之深恨之切。本书的第一辑诸篇，在写到阿拉伯文化、社会、政治的弊端时字字珠玑，拳拳之心可现，老诗人终于在谈论同为阿拉伯学者的爱德华·萨义德时作了些许透露：爱德华·萨义德思想的独特性不在于他忠实于自己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属性，以及与这属性相关的事业，而首先在于他的世界性。他的思想首先照亮了人类和世界的生活，因而才照亮了阿拉伯人的生活。而在和译者薛庆国聊天时，又接着说道：爱德华·萨义德身处西方，却竭力为阿拉伯文化辩护。在人们看来，我似乎与他背道而驰，因为我一向批判阿拉伯文化的痼疾。其实，我们两人殊途同归，因为我们都反对权势，最终都旨在促进阿拉伯民族的进步。

　　阿多尼斯在说这句话时，要比他在文章中写到的直白得多。或许，只有在和异国知己聊天时，才会无所顾忌，作为一个“生来即被流放”、“栖身之国皆为我国”的诗人、思想家，12岁的阿多尼斯已经会背诵《古兰经》的大部分章节，阅读过许多阿拉伯大诗人的诗集，但他在流亡途中面对阿拉伯文化、政治时，哀其不幸、恨其不争，却一直试图想要改变、以诗歌之笔、以政论之笔、以文论之笔来改变。到了老年，在中国和他的诗歌中文译者谈论时，终于忍不住叹息到：我发现一切都不曾改变，也很难改变。我真的感到疲倦了，也不愿总是重复自己。

　　但，阿多尼斯没有绝望。

　　此时，再回过头开看他的《有关阿拉伯文化原教旨主义的三个问题》、《异端与创作》、《要甘地，不要格瓦拉》、《诗歌的未来，未来的诗歌》、《<阿拉伯诗选>序言》、《同一片天空，许多个太阳》等文章时，才知道诗人的疲倦从何而来了。

　　在这些文章之外，我还想谈谈阿多尼斯2009年中国之行后写的一篇纪行《北京与上海之行：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距离上次访问北京过去了30年，诗人也已80高龄，但他行走在北京大地上，“而当随着人群行走在大地上，我却从不知疲倦”。此行给了阿多尼斯极深的印象和好感，他收获了友情和诗歌，即便如此在中国的近十天里，他依旧没有放松对阿拉伯文化的思考，并和在中国的见闻进行比较，从而抵达他在诗歌中写下的“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才能征服死亡：抢在死亡之前改变世界”。

　　作为诗人，阿多尼斯无愧;作为思想家，阿多尼斯无憾。再回到他关于“诗人能够做什么”的追问，答案一切尽在《在意义天际的写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