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乔新生介绍,早在1980年,国务院就在《关于在对外活动中不赠礼、不受礼的决定》中指出,在对外交往中难以谢绝必须接受的礼品一律交公,不得自行处理。国家工作人员对外活动接受的所有礼品都必须上交,如果私自出售按照贪污罪论处。而在1988年国务院也曾发布《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其中明确指出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 对接受的礼品必须在一个月内交出并上交国库。
“我个人认为,如果反腐制度仅仅针对于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收受的礼品,面会比较窄,这一法律的漏洞就在于, 如果该人不在履行职务期间,而是在节假日收受的礼品算不算违反规定?这也是节假日引发送礼高峰的一大原因。关于公务人员收受礼品方面的规定,这是我国现有的反腐倡廉制度中存在的短板。”乔新生说。
“我国目前公职人员的财产收入申报,大部分都集中在工资奖金申报,没有人会要求将节假日收到的烟酒也一并申报,殊不知一些天价礼品已经为贪污腐败行为大开方便之门,严格说来,所有的公职人员所收受的超过一定价值的礼品都应该登记在册。”乔新生建议,“对于公职人员收受礼品的问题,应该从完善财产申报立法入手,将礼品纳入‘偶然所得收入’之列进行申报。”
王敬波认为,反腐的整体工作能够进行得深入,礼品券所滋生的腐败就能杜绝。“针对这种现象,靠单独出台一项制度是很难根治的,只能跟随我国反腐倡廉整体的体制机制建设,才能彻底杜绝这种现象。就目前的腐败现象来说,礼品券以及各类礼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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