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寻找廖厂长，引发一场理想与情怀的共鸣 本报再度启程，追溯这段考察历程
“南疆考察队”口述当年行走中国
大屏幕上是南疆考察的现场，吴晓波曾在多个公开场合分享这段经历。
新闻进行时
出征
改革开放十年，4名大学生组成“上海大学生南疆考察队”，想用脚丈量书本以外的中国是什么样。
亲历
上海、江西、湖南、云南、海南，历经半年，他们看见贫穷，亲历死亡，也感受了开放前沿阵地的改革之风。
感受
吴晓波说，“这些，在我们日后的工作和人生道路上，显得无比珍贵。”
25年前，4名大学生想去南中国考察，见证变革中的中国。可行程伊始，便受困于经费。这时，湖南娄底一位廖姓厂长慷慨资助，终于让他们完成了心中梦想。
25年后，考察队中的一名已成为全国著名的财经作家。虽然见过诸多财富缔造者，但这位只有一面之缘的小厂厂长，一直让他牵挂。
9月，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发表文章《只有廖厂长例外》，怀念曾经帮助过他的廖厂长。经过三湘都市报记者的多方努力，在长沙找到了吴晓波牵挂的廖厂长，这一段穿越25年历史尘埃的情感激起强烈共鸣，一群志同道合之人的理想情怀在读者心底回归。
吴晓波和廖厂长将于10月份在长沙见面。
但在吴晓波心中，他们还欠廖厂长一份详实的考察报告。
10月，本报再度启程，找到了当年考察队的所有成员，吴晓波们交出了他们迟到25年的考察报告，我们试图从他们的实践中寻找理想之答。
■记者 汤霞玲 实习生 熊胜羿
10月初，本报再次找到南疆考察队的所有成员，从他们的一一回访中，一段充满理想主义的历程回溯到眼前，闪现着那个年代的理想与荣光，变革时代的中国纹理清晰，伸手可触。
【“未来记者”出征】
改革开放十年，想了解真实的中国
上世纪80年代，复旦图书馆一楼是本科生书库，二楼为研究生书库。酷爱读书的吴晓波泡在图书馆一排排地读书。
“那时，我只能在书本上了解世界，以为真实的中国就是书里那个样子。”年轻的他们在文字上挥斥方遒。
此时，另一名年轻人也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他叫赵勇，是全军二等战斗功臣，全军仅有的两个被保送上大学的大学生之一。“改革开放十年了，中国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在他心里打转。
就这样，在无数个晚上的头脑风暴后，吴晓波、赵勇、王月华、梁红4名同学决定开始南中国考察，去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与其说多去了解业务知识，还不如把自己丢到社会里，去了解社会。”当时，新闻课堂上老师一再强调，新闻一定是产生于社会的，只有对社会有一定了解，才能做一个合格的记者。就这样，他们4人组成了“上海大学生南疆考察队”，找来白色油漆，在红色的旗帜上写上“未来记者”几个字，准备行走中国。
【艰难筹钱】
在上海到处“化缘”，意外从娄底寄来7000元
梁红是团队里唯一的女生，因为担心女孩子身体吃不消，她跟系里软磨硬泡了很久才被批准。第一个任务就是跟着几个男生一起去拉赞助。
他们拿着复旦大学的介绍信，骑着自行车到上海的各大国营厂“化缘”，跑遍了大半个上海，只在一个照相机厂获得了一台照相机，一个服装厂赞助了几件衣服，还有一些企业给了几百元钱，这离预计中的还差一大截，无奈之下，他们将自己的困难写到了上海《青年报》。
消息传到湖南娄底，那时，廖厂长正在经营一家配件厂，和梁稳根等朋友们通宵达旦地讨论“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通过一名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朋友核实事情的真实性后，廖厂长给他们寄去了7000元。这令吴晓波等人猜测：出手这么大方，对方肯定是个大老板。
考察途中，他们特意来娄底拜访了廖厂长。在一间简陋、局促而灰暗的办公室里，他们见到了这位瘦高而寡言的人，令吴晓波惊讶的是，廖厂长经营的是一家只有二十来个工人的小厂，坦诚支持考察仅因“支持对理想的热情”。聊天中，廖厂长说，他想请人翻译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马克斯·韦伯全集》。简单的见面后，廖厂长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要看到考察报告。
【看见贫穷】
走过11个省份，看到中国的贫穷与落后
他们从上海出发，路过江西，进入湖南，再到云南、海南，历经半年时间，走过了南中国11个省份。他们乘坐绿皮火车转铁皮大巴车，住两三元一晚的小旅馆，看到了中国的贫穷与落后。
在江西，他们看到两个缸埋在地里，上面加两块木板，就是厕所。男缸和女缸中间只隔着几根竹子，能互相看到，相互递纸巾。他们彻底傻眼了，下面全是蛆虫，都不敢上去。
在贵州一座大山里，有一个母亲带着3个女儿，丈夫死了，大女儿才9岁，这位三十多岁的母亲看上去像有五十几岁。打开锅盖，里面只剩番薯，没有一滴油，墙上挂的全是辣椒。母亲用自己做的东西下山去换布和盐，全家只有两条裤子，三姐妹轮着穿，每天都有一个孩子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出来见人。
考察队心酸难耐，从微薄的经费中拿出50元塞到这位母亲手中。吴晓波回忆，当时，那位母亲高兴得在家里跳来跳去，在场的村干部说：“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钱，不知道是多少，只知道是很多钱。”这令吴晓波也很伤感：“见到了真正的贫穷，了解到了真实的世界。”
【亲历死亡】
上过战场，亲见几千烈士遗体
在云南，当时还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因为赵勇是全军二等战斗功臣，4名学生通过中央军委特批，被允许跟着士兵进入前线。
在危机四伏的战场，部队派了一支队伍护送，将他们围在中间，战士们则在外围用身体防御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他们从山间小路走过时，两边山头被越南人占领，队伍就在对方的狙击步枪射程之内，路边还有不知数量的地雷，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考虑到危险，部队要求考察队白天上山，黄昏之前一定要撤下来。
在老山前线，整座山全是猫耳洞，他们就在猫耳洞过夜，而士兵们已在山上呆了两年。
在麻栗坡，烈士陵园刚刚建好，他们看到了几千位烈士的遗体依次排列，第一次直面死亡。
在这次考察之前，这群城市青年接触的是各地的佼佼者，在复旦校园里享受着阳光和关爱，整日里就在图书馆里一排排地读书，认为这样就可以了解中国。而在半年的南疆行走之后，他们才真正看到了书本以外的中国。“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脚去丈量过，用自己的心去接近过，你无法知道这个国家的辽阔、伟大与苦难。”吴晓波说。
【改革前沿】
来到海南，改革之风扑面而来
从战乱的前线下来，他们走到了当时中国的开发前沿阵地——海南。
1983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在政策上放宽，从人、财、物上给予支持。1987年，海南发展步伐加快，十万内地人才跨过琼州海峡来海南寻找发展机会。
在那里，他们看到吊车，机器轰鸣，车辆来回穿梭，整个海口是一个大工地，一片繁忙。那时的三亚，一到晚上9点全城停电，整个城市静悄悄的，还看到了许多原始的黎族山寨。
那一刻，他们感受到：改革扑面而来。
那时，整个社会都想去了解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出发前，解放日报总编辑还特意找到了他们几个人座谈，希望将考察中的情况邮寄回上海，在报纸上刊发。但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考察报告没有成行，仅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新闻稿。
团队成员之一王月华给廖厂长寄去了一份手写的报告，很简单，没有系统的研究。但那次考察后，很多东西在他们心中沉淀了下来。
出发前，吴晓波常常在学校跟同学争得面红耳赤，认为中国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南疆之行后，他的心态慢慢变得平和，开始冷静地思考。他渐渐接受用改良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开始相信善良，相信人的力量。
“而这些，在我们日后的工作和人生道路上，显得无比珍贵。”吴晓波说。
下一页：一份迟到了25年的考察报告
25年里，考察队成员成为各自行业的记录者 吴晓波也用一字一句记录了变革的中国
一份迟到了25年的考察报告
吴晓波和他写的书，他在书中一字一句记录了变革的中国。记者 唐俊 摄
新闻进行时
记录
在当记者的后几年，吴晓波开始写专栏、写书，写出《大败局》探寻中国企业家失败的共同基因。
蜕变
此后，他沉淀4年，专注梳理中国企业发展史，伴随中国的前行，文字更趋深邃。
理想
他说，写作，是为了对抗遗忘。趁着理想还未走远，就是打到粮尽弹绝，也要认准一条路走到底。
1989年底考察结束后，吴晓波他们这支“南疆考察队”的队员们很快毕业，各奔天涯，开始忙碌于自己的生活，廖厂长也成了越来越淡的一道背影。
但在吴晓波的心中，他还欠廖厂长一份详实的考察报告。
此后的25年里，考察队里的成员成为了各自行业里的记录者，吴晓波也从一名新华社记者做到了知名的财经作家，用一字一句记录了变革的中国。
“这些书，或许可以作为我交给廖厂长的考察报告吧。”10月4日，吴晓波在杭州家中感慨。
【各奔天涯】
他们，都成了各自领域的记录者
这25年里，考察队成员赵勇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上海站站长;王月华现供职于《深圳特区报》;梁红后来去了中央电视台，创办了《讲述》栏目，现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副总监。
而吴晓波干过13年记者，也写了十几本书，《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系列记录了中国企业发展过程，《大败局》(I)( II)通过分析19个企业的兴衰史，找到了中国企业家体内潜伏和滋生着的共同“失败基因”。
【记者出走】
“我难道就这样拎一辈子热水瓶”
毕业那一年，吴晓波被保送研究生，但他放弃了，回到杭州进入新华社工业组，开始了长达13年的商业记者生涯，这个平台让他能在中国各地采访、调查，深入地了解世界。
那时，办公室有两位前辈，一位是离休干部，还有一位是1950年左右出生的人，因热水限量供应，他们每天上班拎着热水瓶排队，打好热水带回办公室，然后写稿、采访，下班时将热水瓶带回去，每天如此。
“我难道就这样拎一辈子热水瓶?”吴晓波常常反问自己。
工作几年后，他买了一台电脑，这成为整个大院里最大的新闻。两位前辈跟他说：“你疯了，单位可以发给你，你干吗自己买?”
后来，前辈们才知道，因为有了电脑，吴晓波写稿比他们更快，赚的稿费也更多。买电脑两年后，吴晓波就开始写专栏，又过了两年，他开始写书。
到2000年，他已经写出了《大败局》(I)，从十个企业中找到了中国企业发展的失败基因。此后，他离开了新华社，这一次出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企业“史笔”】
4年专注《激荡三十年》，为改革开放30年献礼
2004年7月某个夜晚，吴晓波和妻子邵冰冰在MSN上聊起写作1978年到2008年企业史的想法，当时他正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当天下午，吴晓波与哈佛大学的教授和学生进行了一场座谈，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这些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学术背景的人一起头脑风暴，讨论以中国公司为主题，却又不时穿梭在美国、日本、欧洲等不同国家和制度里。
通过那次座谈，他发现中国企业研究基础很薄弱，既缺乏完整的案例库和数据库，更没有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描述。对于中国公司的判断，仅停留在一些片段化的、感性的认知上。而这些，成为了国际沟通的巨大障碍。梳理中国企业发展史的想法第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当这个想法出来时，他被自己吓了一跳。因为他没有系统地学习这些历史，又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以他当时的时间、精力和能力而言，都面临空前考验。
“但毕竟要有人去完成这项工作。”在接下来的4年里，他翻阅了大量的史料、报刊、杂志，沉浸在调查、整理和创作的忙碌中。
在《激荡三十年》里，既有柳传志、张瑞敏、王石、马云、吴仁宝等成功的典型，也有禹作敏、牟其中、姬长孔、沈太福等昙花一现的悲剧人物。国营、民营、外资企业，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改革开放初期汹涌的商品大潮清晰展现;许许多多的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变大，支撑了中国变革三十年的激荡历史。
此书一经推出，正逢改革开放三十年，顿时引起大讨论，获得了“华文财经图书大奖”等荣誉。这本书也成为纪录片《激荡三十年》的拍摄蓝本，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献礼。
【“造假村”调研】
经济繁荣与精神空虚，令其文字更趋深邃
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吴晓波发现，中国正穿行在“历史的三峡”中，漫长而曲折，物质充足与精神空虚，经济繁荣与贫富差距交织错乱，这是一个矛盾重重又充满了无限希望的国家。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金钱开始成为国家进步的衡量标准。大街小巷贴着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一名写作者，吴晓波感到深深的焦虑。
有一次，他去一个“造假村”调研，村里人把面粉和糖搅拌在一起，然后把它蒸干，做成颗粒状灌到包装里，就变身为板蓝根、养胃冲剂等送到市场。他调查完走到村口，忍不住问村长：“我说你们有没有道德，所有买这个东西的都是病人啊!”不料村长坦然地讲：“吴同志你知道吗，我最大的道德就是让我全村的人都富起来了。”
此次调研后，吴晓波的价值观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感觉，“人生也好，国家的进步也好，它不是一件非黑即白的事情，大量的事情发生在一个灰色的地带。”这也令他的文字更趋深邃。
【理想之路】
“写作，是为了对抗遗忘”
吴晓波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介入的旁观者”，独立而持续地写作给了他力量，他一直期盼着更多人参与到这种有价值的记录之中。“我不敢保证未来一定能赢，但趁着理想还未走远，就是打到粮尽弹绝，也要认准一条路，一直走到底。”
在《激荡三十年》之后，他又写了《跌荡一百年》，试图从更长远的历史中寻找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和精神素质。
为了从古代商业史中寻找当代问题的答案，他写了《浩荡两千年》，第一次完整梳理中国两千多年的商业史，由此完成了中国商业史的三部曲。
《大败局》(I)( II)更是从19个企业的经历中，梳理出了中国企业家失败的共同基因。
“写作，是为了对抗遗忘。”三十年的企业史是中国发展的缩影，也印证着思想的变迁。30年来的家国情怀和理想主义发生了一些变化，吴晓波时代更倾向用革命的方式改变世界，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享受的资源和机会更加多元，他认为，现代的理想主义也更加务实，必须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改变世界。
这一次寻找廖厂长后，他对理想主义有了更深刻的思考：理想主义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首先要对自己负责才能对国家负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现代的意义首先是确定自己要过一个怎样的生活，能够发现自己的专长，先是自己弄清楚要干什么，再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看看自己的专长能否帮助到别人，造福社会。
“人的一生能做的事很有限，只能从小切口入手，所以有方向和目标，才能够走得准、走得远。”吴晓波说。
■记者 汤霞玲 实习生 熊胜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