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

　　钱文忠

　　吴晓波

　　周国平

　　嵩阳书院

　　岳麓书院

　　白鹿洞书院

　　应天书院

　　古有朱熹张木式“中和之辩”、“饮池水立涸”盛况空前;

　　今有文化大家“诚信之辩”、“互联网传播”瞬通天下。

　　十月二十三日，由天下和书院︑岳麓书院主办的“信在中国——2014中国诚信论坛”在长沙举行。著名主持人曹景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著名作家周国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与数百位文化名人、商界精英、青年代表齐聚岳麓书院，以“信”为题展开激烈的思想碰撞，倡导诚信美德的弘扬传承。

　　商业社会、市场经济中，是否需要坚守道德规范?信息化时代，各种快餐文化风行，传统“诚信”文化如何突围?十八届四中全会就“依法治”进行顶层设计，在社会层面上，法治又怎样助力“诚信”建立?论坛现场，四位专家旁征博引、观点犀利，分别从不同视角对“诚信”问题作出个性阐述。

　　其间，他们更是提出与“智商”“情商”同等重要的全新概念——“信商”，认为“信商”代表了一个人对于信用的理解深度、认知高度和坚守程度。所谓“人而不信︐不知其可”“天道酬勤，商道酬信”，他们认为，转型期的中国，尤其需要具有高“信商”的企业和企业家，需要打造新时代的“信商精神”。

　　据悉，此次天下和书院“信在中国”论坛的举办，首开了中国诚信论坛之先河，也在全国首推了“信商”的概念。这“二首”，创新之处在哪儿?现将名家发言、会讲内容精简刊登，以飨读者。

　　书院，改变了什么?

　　□周建刚

　　泱泱华夏，教化绵长;煌煌天河，群星璀璨。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教育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书院，则一直是这条历史长河中的滔滔主流。

　　书院之名，起于唐代，最初是官方的藏书、修书机构，并不承担教育功能。如唐玄宗时设置的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其职责都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书院的学士也主要是皇帝的顾问官员。到了宋代，情况有所不同。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宋代开始出现了一大批以教育为主要功能的民间书院，许多饱学之士在书院担任教师，传授儒家经典和各种实用性知识，青年士子则不远千里求学，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望。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著名书院，有白鹿洞、岳麓、睢阳、嵩阳四所，也就是所谓的“四大书院”。

　　中国的传统书院，有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既包括儒家经典知识教育，也包含人格教育。

　　在人格教育中，对于“诚信”的提倡是一个重要方面。南宋淳熙六年(1179)，理学大师朱熹为庐山白鹿洞书院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学规》，将 “朋友有信”列为“五教”中的重要一条。《白鹿洞学规》还进一步指出，作为儒家学问的重心，“修身之要”在于讲求信义，“言忠信，行笃敬”;“处事之要” 在于超越功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则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白鹿洞学规》对于“信”的强调，体现出书院教育不仅重视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授，更为重视的是培育学生的“诚信人格”。

　　朱熹的《白鹿洞学规》对宋代以后的书院教育有很大的影响，很多著名的书院(如岳麓书院)都接受了《白鹿洞学规》所揭橥的教育宗旨，将培养“诚信人格”作为书院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书院教育的普及化，宋代以后的儒家知识分子大多濡染“诚信”之风，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虚伪浮夸”的社会习气，社会文明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传统”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让人们生出许多感叹。但无论社会如何变迁，“诚信”始终是凝聚社会、团结人群的标志，如同荒原上的长夜灯火，让人们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情谊。

　　当然，现代社会的“诚信”建设，更多地与契约精神的建立、合理的制度设计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切之上，还需要有“诚信人格”的担当。天下和书院“信在中国”论坛的召开，就是对“诚信”这一核心价值理念至为难得的倡导和培育。

　　就此而言，任时光荏苒、时代变迁，书院的教育功能永不会过时。

　　信在中国·记忆 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诚信

　　提要：我们往往带着无边的自豪和骄傲看待祖先的财产，这个当然好，但在我们飞速前行的时候不妨暂时停下脚步，低头反思一下，我们不应该忽视或者忘记我们文化当中隐藏的一些隐性基因缺陷，这个不等于不尊重自己的文化，不爱自己的祖先，不是的。

　　演讲者：钱文忠

　　今天我要跟大家请教的题目是在传统文化当中寻找“信”。我想首先强调的观念是：“信”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得以延续，得以发展下去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不讲“信”字，那人类都没有办法存在下去。所以我要强调，并不是仅仅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才有“信”的资源，西方也有，各大文明里都有它的资源。

　　第二，我想谁都知道今天中国所面临的诚信问题，相对来讲是比较甚至是非常严重的。我想这是社会的共识，不然我们也不会在这里办一个论坛，不会两个学院合作办论坛，“信”是比较缺乏的。为什么会这样?我要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处在非常微妙的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我们过去没有认识到，但是这种状态和今天中国文化中诚信的现状有直接的关联，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每个民族都有很多的核心文化价值，但是价值是有位格的，比如说四中全会刚刚闭幕，今年是依法治国，我们知道法规是有位格的，比如说宪法最高，其他的法律比它低一点，例如民法、刑法，民法里面又有婚姻法。那么我们仔细地去衡量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就会发现，“信”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和核心的文化价值之一，但是它从来没有居于最高的位格。这一点是很特别的，比如说孔子讲的是仁、义、礼;孟子延伸了，仁、义、礼、智;“信”是到汉代才由董仲舒提出了仁、义、礼、智、信，从此有了“五常”的说法，三纲五常都是董仲舒提出来的，跟孔夫子没有直接的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国君要有国君的样子，当大臣有大臣的样子，有永恒的价值，到董仲舒变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信”被正式列入五常是在董仲舒的手中。我们知道过去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我们的一些启蒙教育，“信”一直被强调，但从小大家把信排在后面，它被列入所谓的伦常时间最短，所以从历史的角度，不要笼统地讲仁义礼智信都是中国古代最高价值观。

　　第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的“信”，一直好像没有获得独立的和至高无上的地位。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史记》当中的记载，孔子的话，“信”经常被放在什么后面?忠，忠信，孔子以四端交人，文、行、忠、信，例如孔子的话，“主忠信”、“言忠信”，信从属于忠。我们可以仔细的思考，第一，“信”最晚被列入五常;第二，“信”一直从属于忠，我们知道忠在中国古代就很简单了，忠要有目标的，忠于谁，忠于皇权，忠于统治权力。大家仔细想想，“信”是不是有强烈的归属性或者说有没有完全的独立性?

　　当然，我们可以列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很多提倡诚信的地方。比如，汉代就有两位太学生，约好两年之后几月几号我在家里等你，古人没有网络，又没有电视，又没有电话，两年之后，张氏突然跟妈妈说，老太太，可以杀鸡做饭了，为什么?我那个好朋友范氏要来了。老太太说两年了，人会来吗?到中午一看，人到了，从千里之外。这是诚信的故事。比如说孔门弟子曾子，曾子的夫人到集市上去，她的儿子哭着闹着要跟着去。他的母亲对他说：“你回去，等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她刚从集市上回来，曾子就马上要去杀猪。给孩子的一个戏言还真干啊，信啊，不对孩子讲信用，怎么行。这样的故事有非常多。这些不能掩盖我前面讲的两个历史事实，第一位格要思考，比如说一个皇帝可以不讲信用，言不必信，可以不推翻他，如果他不仁不义，就要推翻了。第二从属性，比如说信从属于忠。这两点我们一定要思考，这两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诚信文化比较容易被我们后人忽视的原因。我们往往带着无边的自豪和骄傲看待祖先的财产，这个当然好，但在我们飞速前行的时候不妨暂时停下脚步，低头反思一下，我们不应该忽视或者忘记我们文化当中隐藏的一些隐性基因缺陷，这个不等于不尊重自己的文化，不爱自己的祖先，不是的。

　　我还有一点，特别想强调的是，我们的诚信问题应该怎么办?在我看来，诚信更多的是文明层面的一个考量，当然有文化的考量，但是更多的是文明层面。文明层面的考量就需要整个社会有更多的东西，比如说法律的保障，社会建设方面的东西来确保它，来维护它，而不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它、探讨它，比如说是否有相应的惩罚，这需要立法。

　　中国正在快速地现代化，中国经历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短时间的快速变化，在这个时候如何让这个社会在诚信的基础之上运行，具有史无前例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毫无疑问，对传统文化当中诚信资源的重新审视，仔细的反思，并且将它和中国今天的现实发展结合起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信在中国·当下 诚信，是你唯一需要保全的财产

　　提要：怎么提高一个人违背信用的成本，让愿意保持信用的人在商业社会当中得到他应有的回报?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演讲者：吴晓波

　　我长期从事企业研究、商业研究，我从商业的角度来谈谈对诚信的看法。

　　在商业世界里面，所有的有形的商品，或者是任何的行为都跟两个东西有关，第一叫做交易，第二是成本，在商业世界里面任何的交易都需要有成本。接下来会出现一个问题，诚信在整个交易和成本中间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们在商业活动中每个人都会碰到的问题。

　　我给大家讲一个20多年前曾经让我困扰过的事情。温州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很穷的，但有一个反差的特征，在诚信问题上，第一个是这个村里的人都非常的讲诚信，诚信到什么地步?90年、91年村里的张二向张三借两万元，不需要打借条，他一定会还你。我为什么去到那个村庄?因为那是最大二手机床的交易市场，90年代，国有企业的厂长、副厂长把机床卖了拉到这个村庄里，隔了三个月、半年，钱还没有打过来，就派一个销售科的科长跑到这个村庄来，说机床给你了，8万元，这个村里的人说买机床的张二死了。死了?给你看一张县里的报纸，就有张二死了。到村庄请你吃好的，最后给你2千元请你回去，就这样这里成为了全中国最大的二手机床的一个销散地。

　　看到这些行为，温州人是讲信用的还是不讲信用的?敢欺骗天下人，却不敢欺骗同村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想了很多年，这跟好人、坏人没有关系，这跟成本有关系，跟交易过程当中的成本有关系。张二向张三借钱为什么不敢不还?如果不还的话意味着今生今世借不到一分钱了，更可怕的是兄弟姐妹都借不到钱了，更可怕的是他的儿子也借不到钱了。那他为什么敢欺骗全天下人呢?他欺骗一个东北的第二机床厂的厂长，是没有成本的，就不打算再和你见面了，然后法律的成本是零，所以那个村庄是登讣告频率最高的。这表明，在商业社会当中你的交易成本，和你的信用成本是有巨大的关联度。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带信用卡，吃完饭之后要付钱，拿菜单签字就可以了，不需要按密码的吗?美国不需要按密码，我就问美国的朋友，他讲如果你吴晓波敢在一个饭店里面吃10美金的餐，签了别的名字，你个人的征信系统里面就有污点，你贷款就很困难，银行信用记录就差，你买房、买车、就业都很麻烦，整个信用记录都很麻烦。到今天为止中国这么多人，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信用记录。不是美国人的道德水平比我们高，而是他们违反信用的成本比我们高很多。这是我在商业层面上对信用的理解。

　　在企业家层面，现在仍然面临这个问题。2005年的时候我到天津采访一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是2004年中国企业界里面最大的失败者，他曾是中国排在第一位的房地产销售老板，2004年营业额超过100亿人民币，他在某一个时间点超过万科，他叫孙宏斌。他搞房地产的时候，中国有一个招投标挂制度，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三年之内成为最大的房地产公司。04年国家整顿房地产过热现象，一限贷，整个资金链断裂了，他就把公司卖给香港公司，成为04年最大的失败者。我去采访他，当时我说这个人在这一轮宏观调控当中被击倒了，但是没有出局，为什么我写了这样的话?我在天津做所有的调研，发现虽然他这个企业不见了，但是我采访天津市官员的时候，官员说他人不错;采访银行的时候，银行说他不错;采访媒体的时候，媒体说他不错;采访部下的时候，说离开的时候给了很高的薪酬。他是这一轮的失败者，但他的信用仍然是保全在那里。我把他写在《大败局》里面，但是我认为他会回来。我写了19个企业，今天只有两个人回来，他们是史玉柱和孙宏斌，孙宏斌重新组建了一家公司，2009年有一个很大的房地产浪潮，他抓住了机会，创建了融创，收购了绿地。另外史玉柱，1998 年倒下来的，他后来做保健品，起来的第一件事是在全国的媒体上登广告，说我当年在珠海欠下钱的人，我现在有钱了，我把钱还给你们，他们倒下来了，可以回来，因为他们的信用还在。

　　还有一个施正荣，他研究太阳能的面板，2010年回到无锡，带了很多的技术回来，无锡给他土地，给他钱，所有的给他配套，他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迅速崛起，他曾经当过中国的首富。可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太阳能面板这个行业出现了崩溃式的下滑，这个时候无锡市跟施正荣商量，要救这个企业，结果后来两三年之内施正荣另外做了个公司，把优良资产剥离掉，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我不管了。现在无锡不愿意谈施正荣，施正荣在华人世界里也做不了一笔生意了，为什么?他的信用破产了。

　　在商业世界里面，信用不是一个很虚妄的概念，它很直接，跟交易有关，然后跟成本有关。我们说在中国这个社会里我们要重新建立信用体系，我们当然可以通过思想的方式来不断的启发大家，让大家变成善人，变成有良好的信用意识的人，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我们怎么能够提高一个人违法的成本?怎么提高一个人违背信用的成本，让愿意保持信用的人在商业社会当中得到他应有的回报?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信在中国·哲学 诚信需要法治和信仰

　　提要：道德好比一个淑女，她的力量太单薄，需要法治做她的卫士;她的觉悟不够高，需要信仰做她的教师。有了法治和信仰，中国便处处都讲诚信。

　　演讲者：周国平

　　我想尝试一下从哲学的角度找找诚信缺失的根源。

　　我对诚信缺失的根源有什么样的看法?制度的层面，诚信的缺失是因为法治的缺失。从文化的层面，我觉得是我们信仰的缺失。我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两个问题，法治和信仰，很多问题的根源都可以从这两点找到。

　　法治的缺失，以前像温州早期的时候，那种诚信是建立在熟人的关系上，亲戚的关系上，可以靠宗法维持这样的关系，一旦发展市场经济、开放社会，你就不可能靠这样的关系，只能靠法治，什么是法治?规则明确，大家一定要遵守，如果不遵守一定要受到惩罚。

　　西方的法治社会，法治理论奠基者是英国人。他们的法治社会核心观点是什么?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是最高的原则。就是说每个人在实现自己的事情上他拥有完全的自由，包括追求他的经济利益等等，按照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都是完全自由的。但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有一个界限，就是你是自由的别人也是自由的，所以你的自由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那就是要有规则，这个规则实际上目的就是保护个人自由，无论是来自他人对这个人的自由的侵犯，还是来自于政府对这个社会的自由侵犯，都是不允许的。规则不能强制个人，不能侵犯个人，也是保护个人的自由，像这样的理念实际上是有哲学背景的。我觉得西方哲学在伦理上有一个核心的关键就是个人主义，每个人到世界上来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个人的生命，个人的自由本身就是一个核心价值，不能侵犯的，为什么需要社会?社会是为了让每个个人能够生活得好，社会为了个人，而不是个人为了社会，这是伦理学的核心思想。法治，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亚当·斯密讲法治的时候说，从人性来看每个人都是利益集团，趋利避害，这是本能，对于本能不能有批判，只能引导他，引导到最好的结果，每个人都可以利己，但你不能损害别人，利己是被保护的，损人是要被惩罚的。现在，我们总是把损人利己联系在一起，其实是两回事。

　　我觉得法治的缺失是导致诚信缺失很重要的原因。在人治的情况之下，少数人掌握权力，掌握权力的人，以及与权力关系亲近的人，他们可以任意所为，可以破坏规则，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而守规则的人吃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可能有诚信?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从文化层面来讲就是信仰的缺失。

　　我觉得信仰的核心是什么?信仰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有的可以表现为宗教，基督教、佛教等等，也可以不一定是宗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人不仅是生物，只有一个身体，人是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性是人性中最宝贵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是人的本质，是人的尊严之所在，是不能亵渎的。精神是灵魂也好，是人的神性也好，理性也好，这是人最高贵的地方，你不能亵渎，这是信仰的核心，人的尊严。

　　从人的尊严来说，一方面，一个人要把自己当作精神存在，要自尊，不能做出亵渎灵魂的事情，对他人也是这样，把每个人当作有灵魂的、有精神的存在，要尊重他。我觉得一个人有没有尊严，要看他是否尊重他人，如果不尊重他人，怎么会尊重自己?因为在自己身上没有体会过尊严的高贵，他才会不尊重他人。不把别人当作人的时候，一定不把自己当人，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才会不把别人当人。做人的尊严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诚信的基础也是做人的尊严。

　　什么是诚信?就是我跟你打交道的时候，我要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你，对你负责任的，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是非常有自尊的，这是诚信。同时我跟你说，你把真实想法告诉我，我相信你是负责任的，这是信任。这样的关系，打交道的双方都把拥有人的尊严意识作为基础，只要一方没有，就没法诚信。遇到没有诚信的人要不要讲诚信?还要讲诚信，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一个没有尊严的人，我不跟你打交道。

　　哲学有三个层次，上面是上帝和信仰，下面是个人自由，中间是社会，社会为两头服务，社会应该保护人们的精神追求，鼓励人们的精神追求，另外一方面保护个人去追求自由。而中国的社会就是求稳定，反而对两头都是反对的。这样的社会，稳定是稳定了，但是是低质量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大的问题。

　　刚才钱文忠老师说了，中国儒家的经典里面，包含着关于“仁义礼智信”道德的东西，这很微妙，我也觉得很微妙，做人的尊严是信仰的核心，“人的尊严”这样的意识、观念在我们的儒家里面是有的，但是很弱。最接近“人的尊严”的概念就是“义”，就是做人有准则，违背了做人的准则，得到的利益都是一文不值，毫无价值的。孟子讲的更加激进一点——羞恶之心，你违背了做人的准则，你会感到羞耻，这已经有“人的尊严”的意识了。但是我觉得这很弱，很弱的原因可能就是他没有行而上学的根据。我觉得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必要的假设。

　　信在中国·会讲 智慧人生 “信商”为伴

　　提要：不管社会怎么样，对待“诚信”问题，第一，我们有没有底线?第二，我们的行为能不能有所改变?这两点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希望“诚信”这两个字能够堂堂正正的站起来。

　　会讲者：曹景行、钱文忠、吴晓波、周国平及现场观众

　　主持人曹景行：在当下的社会当中，为什么诚信的问题会这么突出?这和我们现在中国所处的特定环境有没有关系?还是本来就是这样的?

　　钱文忠：跟所处的环境有关，过去人基本上生活在比较狭隘的范围之内，宗族的范围之内，在这个范围之内中国传统按照亲戚关系，或者是按照血缘关系，把亲情认为是文化上的诚信，实际上是亲情，是一种守望相助。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走得更远，接触了更多基本不认识的人。我们的孩子基本上生活在虚拟化非常强的社会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每个人所受的精神上的打击，物质上的损害，并且由此而产生的挫败感、危机感和不安全感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已经脱离了宗族和血缘关系的生活。

　　吴晓波：我讲一个关于互联网的事情。2005年的时候，阿里巴巴推出一个产品——支付宝，就是在商家和买家中间，设置一个货币中转站。现在淘宝 2千多亿美金的市值，这是很大的创新。可是，如果卖假货的人很多怎么办?买家把钱打到这里，钱付给了商家，可是商家卖假货过后才被发现，怎么办?我 2008年的时候采访马云，2007年底的时候阿里在香港上市，运行了三年了，支付宝的坏账率不到1%。这表明，只要运行在一定的信用框架基础下面，人们还是愿意讲信用的。

　　主持人曹景行：我们这几位都是教书的，想请问各位老师，你们的同学是否有抄袭的?

　　钱文忠：有的。我有一次发现一个学生抄袭，我就看写得漂亮，水平很高，很佩服。师门有幸，有传人，我就看注，他的第一条注竟然标着“19”，前面没有抄。他是剪切粘贴，忘了改。

　　周国平：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非常喜欢学习，对研究的课题非常喜欢的话会去抄袭吗?关键还是喜欢自己专业的人太少了，没有学习的快乐。

　　吴晓波：我要讲一个正面的例子。针对中小企业，今年六七月份的时候阿里巴巴推出一个产品，不需要任何的抵押，1元的外贸配1元的人民币，现在六家银行和阿里推出来。为什么面对外贸的中小企业，没有任何的抵押贷款，愿意贷款给你?很简单，你在这个平台上，98年到今天已经做了16年了，已经做了 16年的交易，全部的信用记录全部在这里，如果你进入黑名单，你就几乎不要在中国做生意了，科技解决了一个企业信用体系的问题，当信用体系建设起来以后，违法成本很高，诚信问题就解决了。

　　主持人曹景行：现在我们经常谈到智商、情商，从诚信角度来谈“信”，就是“信商”，你怎么理解?每个人有没有信商?

　　周国平：“信商”，首先是做人的成功，这是人生最重要的成功，其次我相信坚持诚信的人在商场上不成功则已，成功的话是大的成功，是真正的成功、长期的成功;不诚信的人是小成功。从长远来看诚信也是得利的。

　　吴晓波：我认识一个非常大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老板，叫鲁冠球。他上市公司的股票十几年没有涨，有一次我去他公司看，就问他：人家都做概念，你为什么不找几个机构来炒作?老爷子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说这是他孙子的照片，他说我要替他负责任，我要做百年家族企业，我不愿意为了股票涨跌操作公司，你认为我们公司好就买，不好就不买。所以，“信商”问题就是诚信代价问题，诚信成本不一样，农民的成本，有钱人的成本，年轻时候的成本和年老的成本不一样，关键还是一个成本，你做这个事情支付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观众提问一：我是一名法律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个5岁孩子的母亲。我平时跟他讲曾子杀猪的故事，但有时候也必须教他善意的谎言，我想这有没有矛盾?

　　周国平：是不是善意首先要打问号。第一种，你不想让他痛苦;第二种，明知他会痛苦，你还要这么做。前面一种是善良的，第二种你善良吗?不善良，是自私。

　　钱文忠：我觉得是这样的，诚信是推动这个社会前进的发动机必需的汽油，善意的谎言是润滑机油，缺哪一种油，这个车都无法开，光有汽油，没有机油，汽车就会磨损。

　　观众提问二：刚才吴老师提到互联网，所以我想提问一下吴老师，当前有人用互联网进行炒作，炒作出名谋利，比如说郭美美。所以我认为互联网让我们的诚信环境变得越来越差了，您同意我的观点吗?

　　吴晓波：丑闻肯定比正常的新闻传得更远。“一脱成名”，这是传播学原理所致，人会非常快速地回忆一些很反常的新闻，所以现在利用互联网炒作负面新闻最快。但是未来也会出现另外的情况：比如互联网会变成了一个档案社会，原来做的事情，去搜还是可以搜到;比如，要嫁女儿的时候你可能会调查男方的背景。所以人们做一些坏事的时候就会为未来考虑，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成本的问题，当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你讲的情况会越来越少。

　　曹景行：不管社会怎么样，对待“诚信”问题，第一，我们有没有底线?第二，我们的行为能不能有所改变?这两点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希望诚信这两个字能够堂堂正正的站起来。谢谢大家!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简介

　　中国历史上，书院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清末改制为新式学堂，延绵1000余年，对我国古代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中，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系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四大书院。

　　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

　　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陈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始建于北宋初期开宝六年(公元973年)，现在的书院为康熙年间重建，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

　　南宋时，东南三贤之一、著名理学家朱熹不远千里前来与张栻讨论《中庸》之义，开书院“会讲”先河。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宋初扩建书院，现在书院建筑主要为明清修建。

　　南宋淳熙六年，著名理学家朱熹知南康军，不仅重修了当时毁于兵燹的白鹿洞书院，而且还建立了严格的书院规章制度——《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教条》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古城南湖畔，其前身为南都学舍，为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创办，后为北宋最高学府，也是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

　　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探索“书院布道”新路子

　　中国古代书院在国学传播、英才培养、民族文化血脉的延续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互联网时代，书院如何延续“传经布道”的作用?如何让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闪耀光辉?

　　天下和书院成为用互联网思维打造“无围墙、无实体”书院的“第一人”。

　　借鉴中国古代书院重教重文的传统遗痕，天下和书院秉承“知行和一、此生光明”的院训，致力以品牌为载体，传承与创新国学精髓，运用互联网思维，以极简主义风格，将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化、现代化。

　　自去年11月19日成立以来，天下和书院集聚志同道“和”人士，共识共创共享。开通了“天下和书院”微信平台，定期向订阅者推送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和资讯，传递正能量;创刊《天下和书院报》，对儒学文化，尤其是和、仁、义、礼、智、信等国学经典进行现代商业意义上的解读;招聘300多名致力于传播国学的志愿者，开发了一批优秀的国学公开课程，大力传播儒学文化，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2014年10月23日，天下和书院又与岳麓书院、唯众传媒一道，诚邀著名主持人曹景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著名作家周国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联合举办“信在中国”论坛……思维碰撞、观点争鸣，天下和书院“信在中国”论坛的举办，开中国诚信论坛之先河，也在全国首推了“信商”的概念。

　　未来，随着天下和书院的崛起，更多全员参与、全民共享的书院传道新方式将在互联网上探索、展开。

　　附：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前身系成立于2003年5月的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大楼湖南中烟工业公司，隶属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2006年11月，湖南中烟工业公司与所属长沙卷烟厂、常德卷烟厂合并重组为一个企业法人，2007年11月更名改制为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烟草制品的生产、销售，烟用物资、烟机进口和卷烟出口业务，与烟草制品生产销售相关的其他生产经营、多元化经营、资产经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