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放学太早，家长还没下班。长久以来，“孩子放学去哪儿”的“四点半难题”困扰着众多家长，俨然已从家庭私事，演变成涉及千千万万家庭的社会公共问题。很多不父母不得不把孩子送往托管班，造就了近几年课后托管行业的兴起。

　　为解决难题，主管部门终于发声。2017年2月24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中小学校“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并明确提出“要把课后服务工作纳入中小学校考评体系”。

　　这意味着，教育部“动真格”了。

　　文件甫一出台，便受到广大家长的热烈拥护，但却引起托管行业的担忧：学校自己开展课后服务，民营托管行业首当其冲，这个刚刚成行的行业以后是不是“可以消失”了?对此，记者联系国内课后托育领军企业贝尔安亲的创始人兼CEO赵静芳，详细解读政策影响。

　　“文件将促进行业升级”

　　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赵静芳刚刚参加完一场女企业家的表彰活动。

　　十六年前，这位外表知性优雅的女士一手创办了著名IT职业教育机构牛耳教育，并与安博教育在美国纽交所捆绑上市。四年前，因看中“课后托育”蓝海，赵静芳二次创业打造了贝尔安亲连锁托育，迅猛扩张。

　　目前贝尔安亲已在全国27省拥有300家多家标准化校区，一举成为国内托育行业领军品牌。在教育部文件发布前，赵静芳和贝尔安亲正在朝“2年内达到1000校”的目标稳步前进。

　　文件发布后，赵静芳表示：“这几年我们一直在等这个政策，对于这次文件提出的‘中小学校发挥主渠道’作用，我们早有预料，也非常认同。”

　　每到放学，校门口总会有许多“阿姨”举着牌子来接孩子去托管班，这已经成为全国城市小学校门边普遍的“风景”。这些托管班大多数都是家庭小作坊式的无证经营，散布在学校附近的居民楼里，“阿姨们”也大多没有专业资质，以至于学生托管行业经常被“非法经营”、“扰民”、“安全事故”等负面新闻围绕。

　　赵静芳认为，《意见》的出台对规范行业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

　　“托管行业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野蛮生长，真的太需要主管部门来制定规则。对于一直强调‘行业标准’、以引领‘行业标准’为己任的贝尔安亲来说，我们非常乐意看到政府部门正视我们这个新兴行业，引导行业良性发展。”

　　她还指出，因为家庭作坊式的托管班欠缺专业资质，往往以低廉的价格来提供基本的学生午休和作业晚托，此次文件落实后，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将导致采取“低价策略”的托管班丧失价格优势，只能在被淘汰和主动升级中作出选择，从而促进整个行业的升级。

　　“健康的行业应有多层次服务并存”

　　难道刚刚打出品牌和规模的贝尔安亲就不担心受此政策冲击?

　　赵静芳表示：“我们并不担心，其他走专业和特色路线的高端托育机构也不用担心。”她的意思是，行业应该尊重学校的主渠道作用，但也应该认识到，服务是多层次的。

　　赵静芳认为，“四点半难题”已经成为了公共问题，政府部门和公立中小学校有责任也有义务解决公共问题，但就像学校有公立和私立之分，课后服务也会有“主渠道”和“其他渠道”：学校能为最广泛的家长承担起基础课后服务，满足家长的“基本刚需”;而校外机构则能提供更特色化、更专业化、更多元化、更有质量的课后服务。“选择权在家长个人。”

　　“健康的服务市场本就是多层次的，有基础需求就有中端需求、高端需求。就拿床来说，有木板床就有席梦思，每个层次的服务都有它对应层次的市场，现在的蓬勃的市场经济、多元化的个性需求，任谁都做不到一刀切。”

　　让赵静芳有“不担心”的底气和自信的，是她所引以为豪的标准掌控。

　　例如她所成立的安亲大学有一套极为严格的师资培训标准，已培养数千名专业“安亲老师”;又例如她牵头制定的每日流程，对每一名孩子每一天的课后服务都有细致到“教孩子洗手应该清洗指甲和指尖”的托育标准;再例如学生菜谱搭配有菜谱搭配标注，厨房管理有厨房管理标准等等。

　　而以上这些课后服务的“贝尔安亲标准”，中小学校因资金、场地、人员等的限制，短时间内确实难以复制。再加上贝尔安亲正在布局的包括亲子互动、兴趣培养、家长课堂等等在内“一站式课后服务平台”，也难怪赵静芳说“不担心”了。

　　“学校应该慎重选择合作方”

　　让行业感兴趣的是，《意见》还提到，“要积极协调学校、社区、校外活动中心等资源，做好课后服务工作”，以及“要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积极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课后服务工作模式”。

　　文件发布后，有不少老师认为如果让老师担当课后服务人员的主体，是在加重老师的负担，更有意见认为专业的老师应该专心做教学，而不是当“课后保姆”。那么，谁来担当看护主体?

　　全国各地的实践各有不同。不少城市曾探索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公益性托管”：比如上海市2013年起尝试组织志愿者来学校辅导学生做作业、打篮球等;广州市2012年起尝试组织有资质的社工带学生开展品格教育、心理辅导、人际关系交往引导等活动。

　　但赵静芳指出，这些合作模式都存在“专业性”上的问题。志愿者、社工、社区工作人员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课后服务专业人士”。具体比如一场有益的校外活动应该怎么展开，哪些细节需要注意，意外防范措施;或者组织孩子写作业时怎么树立良好的学习习惯，怎么激发作业兴趣等，这些其实都属于“专业性技能”。

　　“术业有专攻，学校在选择合作方时应该谨慎，课后服务并不是光有‘爱’就可以，还要懂‘教’，缺乏资质的人员和机构一不小心会给正在成长的孩子造成不良影响乃至安全事故。”赵静芳说。

　　《意见》也提到，需“切实保障课后服务学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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