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军与计算机创新团队科技骨干在一起。 何书远 摄

　　从过去的相对封闭到如今的敞开胸怀办学，国防科大在军民融合的道路上可谓硕果累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防科大校长杨学军长期从事并行处理技术和软件工程的研究，积极跟踪世界计算机领域的前沿，由他担任总设计师的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系统，捧回我国超级计算领域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并成为当今世界应用最广的超级计算机。对于军民融合、对于开放办学，他有着切身体会和清晰思路，本报记者近日对其进行了专访。

　　天河一号

　　针对国家需求面向全社会开放

　　记者：如今国防科大走在一条军民融合发展的道路上，这跟以前有什么不同?

　　杨学军：这是战略思维的转变，过去发展高性能计算机是针对国防的需求，而现在既要为科技强军也要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贡献，必须走军民融合的路子。

　　记者：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成为了应用范围最广的高性能计算机，跟停留在实验室内的前几代巨型机相比，这种跨越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这跟军民融合是否有关?

　　杨学军：天河技术路线面向了国家的战略需求，实际上天津超算中心的建设既是为滨海新区的经济发展建设服务，也是为全国的经济建设服务，比如华大基因在天河计算机上就获得了大量的创新计算结果。超算中心的建设，面向全社会开放，服务全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是军民融合、创新体制的一种体现，这也使得天河一号应用和过去研制的历代机器相比，应用面远远要宽，体现了综合效益，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路线。

　　作为总设计师，天河一号的成功，让我如释重负。正是军民融合这种科研模式的变化，推动了天河一号的突破。

　　北斗导航

　　从军用导航定位发展到民用领域

　　记者：北斗手持机的开发较早，如果没有如今市场广泛的应用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这也是走军民两用路线的成果之一吗?

　　杨学军：现在高技术发展，都具有军民两用的特点，北斗是军转民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北斗最初是为了军用的导航定位而提出来的需求，这种需求发展的持续性必须体现在既能军用也能民用上，必须在民用领域构建我们国家的自主导航定位的体制，培育我们的市场，发展我们的产业。科大作为在导航定位领域关键技术的培育基地，是攻克关键技术的生力军，但是要转化成生产力就必须与企业合作，面向市场需求。

　　记者：学校是军事院校，投入研发这些军民两用的尖端技术，反过来是不是也是受益者?

　　杨学军：技术发展需要通过应用实现不断精益求精。我们常说，“很多技术是用出来的”，特别是现在很多应用广泛的高技术都是这样。比如微软产品WINDOWS，一开始产品没这么好，通过长久应用和广泛的市场推广，技术提升了，产品也提升了。

　　开放办学

　　聘请几十位国际知名教授兼职

　　记者：国防科大引进了13名院士和众多国际知名专家，您作为尖端技术的带头人、领头人，有没有过涉密方面的顾虑?

　　杨学军：国防科大是我军最高科学与工程技术学府，在全世界都具有独一无二性。中央军委要求我们，要办成有我军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要达到这个战略目标不走军民融合路子是不可能的。其中要素之一是开放办学。开门办学必须处理好军用的保密和技术的开放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技术分为基础技术和应用技术两大部分，从基础角度来看，全世界是通的，只要很好地把两个部分划分开，就能处理好开放办学和技术保密之间的关系。

　　聚集全社会力量、全球资源来办好这所学校，这几年的试验收获很大，比如数学、物理的基础学科，像军民两用的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都从这种军民融合的办学路子中获益匪浅。

　　人才培养

　　2000年以来出国学生都回来了

　　记者：近年来国防科大选送了许多优秀学生出国留学，听说他们大部分都回来了，是什么吸引着大家?这跟开放式的学校发展战略有没有关系?

　　杨学军：把学生送出去是冒风险的，但这个风险也是值得的，相信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深深的爱国情结。经过几年实践来看，大部分学生都回来了，特别从2000年以来每个学生都回来了。

　　国防科大有事业舞台，国家和军队对国防科大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士为知己者死”，国家就是知己，国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舞台，知识分子可以为这个事业而生而死。

　　记者：如果国防科大不走军民融合路子的话，会怎么样?

　　杨学军：那就不会有长远发展。知识和文化没有边界，封闭的知识和文化是没有活力的。大学没有开放性，就必然不会持久。军校特征决定，这种开放性只有走军民融合式路子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