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笔钱主要用来制作发给会员的纪念品。那是一个屏风形状的木质纪念牌，上面刻着两匹白色的骏马，绿色的草原和蔚蓝的天空。图案的背面，分别用蒙古文和汉文写着：“生于成吉思汗十万骏马群中的两匹黄膘骁骏颇受圣主的宠爱，已成为全体蒙古民族的精神象征。”

　　宝音达来回忆，在决定举办这次那达慕之初，他心中原本有着深深的悲伤。“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没什么人响应，这次那达慕就作为为蒙古马送行的挽歌。”看着在山坡上吃草的铁蹄马，宝音达来的声音有些哽咽。

　　可是，在那3天中，牧民们对马的不舍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没有蒙古马呀！” 

　　“是什么使蒙古马让牧民们如此地魂牵梦绕？时代的车轮真的要把蒙古马从马背民族身边带走，让他们视为生命的蒙古马在自己的手中消失？”一个当时在克什克腾旅游、恰巧参加了这次那达慕的北京女孩，在日记中这样记录下自己的困惑和思考。

　　没有马的草原，是没有灵魂的草原

　　宝音达来和阿拉腾逐渐意识到，他们要对抗的，不仅仅是一种动物走向衰落的命运，更是草原上传统生活方式的失落。而他们要保护的，也不仅仅是一个物种，而是草原文化的灵魂。

　　宝音达来的家，位于沙地云杉林附近一字排开的3个蒙古包中间。左边的蒙古包属于他的叔叔、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贺西格陶克陶。这位世界知名的蒙古学者，从1961年考上中央民族大学后离开草原，在北京已经生活了50年。但他至今保留着每年夏天回草原住上一段时间的习惯。他还有一匹心爱的紫红色骏马，养在宝音达来的马群里。

　　而宝音达来右边的蒙古包，住着他的弟弟宝音巴特尔一家。由于刚刚在附近盖了砖房，宝音巴特尔就要搬离蒙古包了。

　　如今，草原上曾经随处可见的蒙古包，已变得少之又少。据宝音达来估计，今年冬天，整个克旗只剩下20多个蒙古包，绝大多数牧民已陆续搬进了定居房。

　　倔强的宝音达来却选择了坚守。“蒙古人把马驹、马奶桶放在蒙古包里的西首；马鞍朝北；套马杆放在蒙古包的西侧，而且中段一定要朝向蒙古包。”这些祖辈传下来的规矩，让他觉得住在蒙古包是自己唯一的选择。

　　对宝音达来的姑父、62岁的乌力击而言，保护蒙古马也是他的唯一选择。 这位老政协委员是克什克腾旗有名的劳动模范和致富能手。2002年，因为旗里推行山羊禁牧政策，老爷子为给其他牧民做表率，一下子把自家养的2000多只山羊全卖了。

　　“尽管当时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但为了保护草原，我是心甘情愿的。”这位有着深灰色眼珠的老牧民说，“但山羊和马在牧民心中的分量完全不同，如果连马都不养，那还叫蒙古族吗？”

　　在他的观念中，马与蒙古人的兴旺、发达联系在一起。在蒙古文化中，马是五畜中的吉祥物，是被供拜的东西，像神一样。如果马消失了，蒙古文化也就没有了。

　　在乌力击看来，喜欢马是蒙古人流淌在血液里的天性，“就像汉族人，即使没地，也要在砖缝里种几棵小葱”。他现在养着几十匹马，几乎不卖，只在数量太多实在养不过来时才不得不卖掉几匹。

　　“草原文化成就了马文化，而蒙古马文化又支撑着草原文化的生命力。”乌力击一字一顿地说。在他的理解中，马是草原人记忆深处的文明使者，是草原文化中的精灵。蒙古人爱马如命，因为蒙古人生长在马背上，蒙古民族就该和马荣辱与共。

　　“蒙古马的性格和行为影响着蒙古人对人和世界的看法，换句话说就是蒙古马影响着蒙古文化。”宝音达来若有所思地点头附和道。

　　他举例说，蒙古人马多的时候，不数自己有多少匹马，而是数有多少“儿马子”(种公马)。牧民们认为，儿马子是值得信赖的，只要儿马子没少，马群里一匹马也不会少。

　　父亲给他讲过一个故事：有个牧民发现儿马子连续几天回来时都一身大汗，就跟着马群一探究竟。结果发现儿马子在山上和老虎打架，虎爪总是拍到儿马子的马鬃，然后缠在里面。老虎一掌拍过去，儿马子就有点歪，虎爪收回来，儿马子就被拉回来。这个牧民以为马鬃碍事，晚上把马鬃打掉了。第二天，儿马子又去跟老虎打架，没想到老虎一掌拍过来，就把儿马子拍到山沟里。原来正是马鬃保护了儿马子，让老虎拍不到他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