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人：这半年多来，我调研了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广西、重庆、四川、安徽、陕西、吉林、黑龙江、宁夏、新疆等地的20多所国家级高职示范校、骨干校和民办高职，还有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与25位高职院长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考察了学院的实训场所。

　　记者：作为一所“985”大学曾经的校长，您为什么会对高职院校的发展产生兴趣？

　　黄达人：如果说走访“985”高校在任或卸任的书记、校长，是传播大学的声音，那么调研高职院校，则是关注高职的前程。

　　我对于高职的关注，并不是心血来潮，我在中山大学做校长时，就一直关注。我曾经在报纸上公开讲过，我们要打造一批高职中的清华、北大。不是说只有“985”大学才要创世界一流，不同类型的学校对于“一流”应该有自己的标准，都可以创造本类型的一流。中国的高职院校，也要有这个心气。而选择这个时间来作高职调研具体有三个原因。

　　第一，从精力以及时间上来讲，卸任以后，可以将注意力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不过像我们中山大学这一类型的高校，虽然也进行了扩招，但基本上还是走精英教育的道路，真正承担着大众化教育重任的是高职院校和地方本科院校。如今高等职业教育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第二，从经济发展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呼唤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高职院校在其中起着直接而特殊的作用，发挥这种作用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提供大量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一线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此外，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利用国际市场，而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扩大产能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当地是否设有高等职业教院校。例如，德国大众当初在广东设厂有两个备选地点，增城和佛山，最后选择佛山的重要原因就是当地有开设汽车专业的高职院校。

　　第三，从社会需求来看，高职院校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我国社会是典型的学历社会。由于高职院校在招生录取时批次靠后，在与普通大学进行生源竞争时明显处于劣势。有的学生适合走技术教育的道路，但却得不到社会和家庭的支持，因此出现很多达线考生放弃就读的现象和转向国外求学的倾向。此外，随着人口拐点的到来、高考生源逐年下降，不仅北京、上海等高教发达省市出现招考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