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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鸟朝凤》:“第四代”集体记忆的时代注脚
发布时间:2016-06-27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刘亭  编辑:

  作为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不仅是吴导电影生涯的绝唱,也成了他所代表的中国“第四代”导演的封箱之作。影片讲述了两代唢呐匠人技艺和精神的传承,在现实社会的变革中对信念的坚守,从中折射出质朴的乡土情怀和真挚的人性抒写,也透露出吴天明对时代、艺术、人生的深沉思考。

  不同于“第四代”导演为了“丢掉戏剧的拐杖”,在剧作上主张打破戏剧框架,追求散文结构,吴天明非常熟悉中国传统的叙事模式,影片有很完整的情节链,它以唢呐继承人游天鸣与师傅焦三爷的师徒情谊为贯穿全片的主线,描画出“乡土中国”的现实图景。其中唢呐的兴衰,唢呐班的荣辱,其实是吴天明对“礼崩乐坏”的隐忧,对“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困境的深刻反思。这是吴天明电影中一以贯之的文化“母题”,也是他作为“第四代”导演自愿背负的文化思考。

  整部影片最写意的华彩段落,是焦三爷拿出陈年老酒和天鸣对饮,酣畅中重新拿起了唢呐,吹奏出欢腾的乐章。焦三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既是 “乡土中国”的缩影,同时又具有传奇色彩,他将道光年间流传下来的金唢呐视若至宝,他的身份象征着传承的荣耀和使命感。影片为了凸显焦三爷的“戏魂”,对后三分之一的情节做了不同于小说的处理。最后一场大戏,游家班最后一次出活,在焦三爷的带领下为火庄窦村长的葬礼吹奏。“大哀至圣,敬送亡人”,身患肺癌的他啼血演奏,染血的唢呐,戏剧化的处理,将全剧的悲剧意味推向了高潮。焦三爷去世后,天鸣在坟头为师父吹奏《百鸟朝凤》,影片最后以象征性的一笔收尾:焦三爷转过身去,孤独的背景渐行渐远,作为传统文化和道德秩序化身的唢呐匠人,最后留给世人一个落寞的背景。这一结局使得“戏魂”饱满完整,焦三爷在时代变迁中坚守匠心的悲剧形象变得血肉丰满,为悲剧角色中注入了一股“精魂”:纵使时代变迁,匠人精神犹在。吴天明拍得很硬朗,没有丝毫的哀怨之气,反而迸发出一种坚守信念的顽强,一种风骨犹存的高蹈轻扬,使得影片更具有了悲壮的力量。

  《百鸟朝凤》在片中既是传统典宗的象征,也深具道德符号意味。它象征着礼仪的荣耀,只献祭真正德高望重的逝者;而吹奏唢呐的掌门也就掌握了道德评判的权力。在乡土秩序中,这种道德权力与礼乐仪式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的根基。焦三爷是传统社会伦理典范的化身,他拒绝为金庄查村长吹奏《百鸟朝凤》,因查村长排挤外姓、德行有亏;他愿为火庄窦村长吹奏《百鸟朝凤》,因为窦村长打过日本鬼子、为村民修建水库压断过四根肋骨,无双镇只有窦村长当得起这首曲子。焦三爷当初将衣钵传给天资平平的天鸣,也因看重天鸣的仁孝忠义,而这些都是乡土社会倚重的伦理道德。

  对于唢呐匠人未来的命运,导演留下了开放式结局。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在唢呐班穷途末路之时,文化局主任说要录制一台唢呐表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后续如何,影片并没有进一步交代。事实上,即便唢呐这一脉得以保存,仍然无法阻止乡土民俗的日渐衰微。传统技艺何去何从?遭遇现代化进程的民俗传统如何突围?在资本大潮和流行文化冲击下,当代社会应该建立怎样的文化秩序?这些是导演的叩问,也是吴天明自己的思索。小说原著主人公“游天鸣”甚至无意间与导演名字“天明”同音,而网友认为这一名字因谐音“由天命”“听天由命”而暗喻悲怆。作为唢呐王的徒弟,一个新的接班人,暗含了某种深长的意味。

  吴天明是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代表。“第四代”导演大多毕业于“文革”前北京电影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直到“文革”后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深受电影的“纪实性”影响,主张将一切戏剧化因素去掉,使电影“更加接近生活自然流程的、或者接近人物的情感和情绪流程的结构方式”。他们提倡恢复和发展中国的现实主义传统,更多地表现对历史和现实、对民族文化与现代意识交叉和冲突的把握。

  “乡土中国”和“文化反思”是“第四代”电影的重要“母题”,而立足于中国现实主义传统的农村题材,也渐渐成为表现的主要题材。吴天明是“第四代”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现实主义基础上进行深化,以严峻的态度面对生活、反映生活,丝毫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百鸟朝凤》这样的农村题材及其承载的对民族文化的忧思,更是吴天明在电影艺术表达上始终坚持的主题。应该说,吴天明以深沉厚重的文化底蕴,饱含忧患意识的眼光关注现实中国,以充沛的情感、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歌颂人性之美,同时在艺术性和实验性上不断探索,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自己影片独特的美学风格,也为中国电影的民族美学特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刘亭)

  关于“第四代”在电影史上的评价有两种话语:一方面对“第四代”的现实主义坚守和民族化题材和民族化美学的自觉探索予以肯定,同时一定程度上肯定其对电影语言的拓展;另一方面认为“第四代”并未创造出历史的断裂。诚如学者戴锦华所言,“‘第四代’导演们的发轫作或成名作,与其说是一种先锋艺术式的反历史、反秩序、反大众式的决绝,不如说只是一种命运的尴尬与社会性的悬置。”历史和社会的“悬置”,让“第四代”在面临电影市场化和产业化浪潮时更显得尴尬:当他们还在勾勒“乡土中国”的影像时,城市化进程来袭;当他们还在为现代化而困惑的时候,电影商业化的浪潮又催生了新的电影制作方式和表达方式。电影《百鸟朝凤》中,吴天明选择了属于自己的八十年代作为背景,没有回溯或者追赶时代的进程。“第四代”电影人又何尝不是和唢呐匠人一样,同样面临时代变化的问题:在如今电影产业化的大潮中,电影人如何在艺术与商业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电影的艺术属性和商业属性之间找到结合点?如何为自己的艺术表达寻求到合适的诉求方式?

  影片本身就是导演对这些困惑的思辨,他对自身、对文化、对市场提出的反思和叩问,远远多于答案。吴天明溘然长逝,更是留给观众无限喟叹。《百鸟朝凤》是吴天明的“绝响”,传递的是民俗传统和“乡土中国”在商业社会冲击下逐渐没落的悲凉。唢呐声余音绕梁,更像是献给“第四代”集体记忆的一曲挽歌。而影片在发行过程中遭到的“冷遇”,知名制片人方励为了呼吁影院增加排片“下跪”引发的话题,都反映出“艺术电影”在电影产业化时代面临的境遇。但电影体现了吴天明的艺术匠心。作为一位有时代责任感的电影艺术家,不管外界如何热闹喧嚣,他甘于寂寞,依然怀抱对电影艺术的极大热情,用坚守完成了“第四代”群体的时代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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