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茅盾文学奖的“制度—美学”》一章中，作者认为，作为制度性的“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它虽然对茅盾文学奖没有“强制性”,但却以它特有的内容如“评选标准”、“评选内情”、“思想内涵”、“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经典观”等对其产生着深刻的难以消除的巨大影响，并构成了茅盾文学奖美学的制度前提。如长期以来“思想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评选标准就使得评委会在对待一些在艺术上富有创新质素但思想上不能很好地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如《古船》、《活动变人形》、《洗澡》以及李洱、莫言、余华等人的作品时，显得“缺乏宽容精神”；而对一些艺术方面虽显粗糙但能够反映时代主旋律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书写现实的作品，如《骚动之秋》、《抉择》、《英雄时代》、《湖光山色》等，评委会则以“牺牲艺术”来“拯救思想”，毫无悬念地将茅盾文学奖授予这类作品。在“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的左右下，虽然《长恨歌》、《尘埃落定》、《秦腔》、《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少数富有艺术创新和探索的作品获了奖，但在七届获奖作品中“现实主义”的作品还是处于绝对优势。当然，他也指出了“现实主义领导审美权”在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了它的缺陷和危机，但他也同时相信，“就茅盾文学奖而言,传统的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会长期存在,衰变的迹像也将越来越显著,但不是走向末路,而是以自己为杠杆,主动地嫁接其他艺术而形成新的变种,它的审美优势使之会有不菲的号召力,但很难再形成今天的审美领导权地位。”
在论及《茅盾文学奖的“文本—美学”》的时候，作者分上中下三章论述。在《茅盾文学奖的“文本—美学”（上）》中，作者从“题材类型”、“精神主潮”、“叙述特征”和“思维形式”四个方面对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认为虽然茅盾文学奖自第三届开始就饱受争议，但它还是在“艰难又坚定地开拓着自己的曲折的美学‘旅程’”的同时，“忠实地记录了并将更深刻地见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为我们找到了国民性批判的着力点,揭开了民族灵魂重铸的第一页”。在《茅盾文学奖的“文本—美学”（中）》中，他通过对茅盾文学奖获奖文本中的“乡土意识、现实书写、历史诗学、文学创作的现代转型” 等因素的精细分析，认为它们在茅盾文学奖美学的类型标本中“不但有着核心的意义，而且还成了当今文学和社会的深在的镜像，从多个层面反射、代偿和深化了茅盾文学奖的美学特色”。 在《茅盾文学奖的“文本—美学”（下）》中，作者择取了被看作是茅盾文学奖历届“领衔之作”的《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长恨歌》、《张居正》和《尘埃落定》并对其进行“文本细读”，从中发掘其能够丰富和扩展茅盾文学奖美学的质素。如通过对《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孙少平的个性、思想和精神的独特解读，认为《平凡的世界》“有始又无限地丰富着茅盾文学奖的‘精神美学’”；通过对《白鹿原》中的“悲剧意识”和“本色人生”的辨证分析，作者认为《白鹿原》中“悲剧意识”与“本色人生”的交互变奏成就了茅盾文学奖的“悲剧美学”；通过对“小历史中的生命体验”、“民间社会中的生命伦理”、“日常生活中的生命意义”等方面的思考和阐述，作者认为《长恨歌》扩展了茅盾文学奖的“叙事伦理”和“生命美学”；通过对《张居正》中所包蕴的“英雄哲学”、“时空哲学”和“诗化哲学”的挖掘和探求，作者认为《张居正》“从英雄人物、时空情节和诗化艺术等方面丰富了茅盾文学奖独特的叙事哲学”。通过对《尘埃落定》的细致解读，作者认为《尘埃落定》主要借助神话、民间传说、族裔经验和历史等文学形式实现了想象的“穿越”之旅，从而开辟了茅盾文学奖的“想象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