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茅盾文学奖的“比较—美学”》一章中，作者通过“作品”与“作家”、“思想性”与“理想主义”、“新现实主义”与“艺术创新”、“民族灵魂”与“人类精神”等方面对茅盾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外部——评奖标准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研究,考察它们的差异及其共同的艺术空间。发现茅盾文学奖相较于诺贝尔文学奖,存在着不少突出的障碍和缺失,而这些障碍和缺失严重地影响了茅盾文学奖走向世界的维度。尽管如此，它还是在努力“不断地跟进与融入世界文学,并在不断地对话与交流中建构自己的诗学特色。”接着又从世界文学传承、“影响”的焦虑及其创化、在平等的对话中铸造“中国叙事”等方面探讨了迟子建文学创作特别是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存在的“世界性因素”，进而指出，迟子建及其作品的世界性意义，认为“迟子建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当今的也是未来的，是传统的也是现在的，是优秀的也是未完成的，是普遍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 通过本土经验、叙述的模式及其创化、悲剧意蕴、在场书写等，对《秦腔》与《百年孤独》的美学共鸣进行了深在的比较，印证了“越是民族的作品，越是世界的文学”之真理性。通过对李准《黄河东流去》和赛珍珠的《大地》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在底层立场、农民主体性的张扬与变迁、现代性视阈下价值取向的耦合与变异、艺术的共振主义等方面，都共同地指向了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之鹄的，启示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路径。
茅盾文学奖自1981年设立以来，已经评选了八届。除了第一二届毫无疑议外，后来的六届则饱受质疑、争议和批评。作者从《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条例》入手，以学人的良知和勇气对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评选内情”、“思想内涵”、“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和“经典观”进行了大胆而又深入细致地分析探究，敏锐地发现茅盾文学奖之所以引起争议和批评的症结所在，那就是“评奖程序的科学化要求、潜在地崇尚现实主义的评奖理念与当代文学的审美观念多元化、创新的机制化及全球体验的复杂化发生了错位”。如在评选标准中坚持“思想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理念下，评委会几乎把“二为”方向、“弘扬主旋律”和“社会主义新人”作为评判一部作品是否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唯一标准时，大都会以“牺牲艺术”来“拯救思想”，把代表中国最高奖项的茅盾文学奖授予如《骚动之秋》、《抉择》、《英雄时代》、《湖光山色》等一些艺术粗糙但能够反映时代主旋律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作品，从而在客观上使茅盾文学奖丧失了“积多年之力所建立的‘公正性、权威性、导向性’”。在评奖中坚持“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的结果则是把许多富有艺术创新和探索的作品排除在茅盾文学奖大门之外，如《古船》、《活动变人形》、《许三观卖血记》、《檀香刑》等在当代文学中曾产生过巨大影响力的作品，从而使茅盾文学奖在精英知识分子和读者中失去了它的公信力，遭到了当代文学史无情地挑战和拒斥。但同时，作者又引用雷达先生的话语认为，茅盾文学奖虽饱受质疑和批评，但还是“基本地反映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雷达语）。它的代表性作品所体现的基本特征,“不但潜在地影响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而且成为文学史难以绕开、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假若抽去它们的‘存在’,文学史是不完整的,甚至会造成无法弥补的‘空洞’。”
鉴于以上的认识，任东华博士对《沉重的翅膀》、《无字》、《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长恨歌》、《张居正》、《尘埃落定》、《秦腔》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进行了富有创建性的解读，为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茅盾文学奖提供了一份直观而富有参照价值的文本地图。如他通过探究张洁获奖之作《沉重的翅膀》和《无字》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在张洁文学转型中的“标志”意义，“发现”张洁不断地突破局限、实现自我的“潜在因素”，认为由于张洁“积极投入社会生活的变化，顺应时代的发展方向，弘扬自身的传统优势，汲取现代主义的成功经验和实验技巧，不断开拓新的艺术途径和表现空间”，才使“她的现实主义诗学及其转型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呈现了与现代主义彼此渗透、辉映共生的独特艺术风貌”。再如他从“多重冲突与价值取向的深层构型”角度解读《平凡的世界》，认为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以多个经典的文学人物尤其是孙少平的形象，如‘楔子’一样深深地镶嵌进了时代与人们的‘集体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