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永在的精神意义，也使《平凡的世界》潜在地成了1980年代最为深刻的‘肖像’文本和社会转型的‘书记官’之一，成了文学接受的巨大‘能指’，在一代又一代的‘热情’阅读中，宽容并累积着读者们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悟，培育着他们社会实践的动力与能力，有始又无限地丰富着茅盾文学奖的‘精神美学’”。再如他通过对《长恨歌》的解读，认为《长恨歌》深刻的意义在于：在现代文明的滚滚浪潮中,生命是如何地被碾压、被发现以及如何被叙述的；在“小历史”、“民间社会”及“日常生活”的立体观照中,它有着怎样的内在质态及其如何被建构的?认为王安忆通过《长恨歌》,不仅“使生命得到了诗意、坚执和不无伤感地‘呈现’,使我们情不自禁地喟叹人世的沧桑,不自觉地因对生命本身的关切而‘陷入’它的精彩的叙述境界,也使我们有意识地把《长恨歌》当作一个‘情理’之中的梦,释怀着曾深深困扰我们的爱、尊严和人性”，而且还“最富意义地完成了她写作的深度模式——生命叙述”。
茅盾文学奖虽然作为中国的“第一文学大奖”，颇具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但与作为世界文学“标榜”的诺贝尔文学奖之间，无论从时间上来看还是从成就来说，二者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甚至是无法比拟的差距，但任东华博士还是大胆地从批判的角度出发把二者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显示了一个优秀学者的宽阔的胸襟和不凡的气度及其宏阔的文学史视野。通过这种比较，他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茅盾文学奖与世界文学大奖之间的差距，明白茅盾文学奖要走向世界的局限和难度。同时，他也力图通过这种比较，在发现二者之间的异质性的基础上，缩小它们之间的落差并努力贯穿相互之间的对话通道。因为他相信，“随着当代中国文学的成熟及其与世界文学融合的加快,茅盾文学奖将更为全面地体现出华语性、人文性与经典性,并将具备世界意义。”“将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代表当代中国文学成为不可或缺又独具风格的一极!”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打破了评论界和学术界仅依赖“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对茅盾文学奖的审美机制、价值构成及作品解读等方面进行研究的拘囿，尝试着在还原原则、总体性原则、辩证地批判原则下运用“综合-创新”的研究方法对茅盾文学奖的内幕与真相、文学生产制度、新现实主义美学、与诺贝尔文学奖比较优劣得失和发展前景等进行多方面和多层次的研究，力求对茅盾文学奖及其作品在“去蔽”的基础上作出全新的解读和中肯的评价，让我们在领略茅盾文学奖及其作品的丰富“内涵”的同时对其前景充满希望和憧憬。
总的看来，任东华博士的这部《茅盾文学奖研究》是当前茅盾文学奖研究领域中的一部视野宏阔、理论丰厚、富有创见性的学术著作，它将对今后的茅盾文学奖及当代文学其他奖项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富有理论启示价值的作用，同时它将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乃至当代文学的整体研究提供一个不可或缺的、极具参考价值的学术文本。（湖南作家网）